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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凤凰网 这样的赵国，这样的领导人，怎么会是那样的秦国，那样的秦昭襄王的对手？荀子很犯愁，毕竟在中国实现大统一前，赵国还是荀子的母国。荀子也有心拉一把自己的祖国，可惜的是，面对这样的国君，一切都是徒劳。
荀子和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讨论军事，荀子不断的把谈论的话题引到政治制度上来。荀子是个明白人，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直接了当地表达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而要慢慢地引，也许是因为赵国大王对国家的制度很满意，也许是因为要改革，就必须要付出流血的代价。
好在谈论军事可以畅所欲言，赵孝成王开口先问道：“请问用兵的要术？”
首先回答的是临武君，这个临武君我们不熟悉，按照习惯思维，过问兵家的事情，为什么不找廉颇、赵奢，而找来两个根本就不懂打仗的人？史料上没有记载这个临武君的来龙去脉，也没有关于其打仗的记录，但这个人吹起牛来却是一套套的。
临武君回答道：“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求也。”
说得好啊，这样的口才，估计廉颇来了也说不过他，也许此时，像临武君这样好口才的人，赵国还有很多。仔细看这句话，说得相当精彩，又好像什么都没说，荀子开始反驳他了：“不对。为臣我所听到的是：古代的道术，凡是用兵作战的基本，在于人民齐心。弓箭调和不好，羿就不能把微小的目标射中；马匹调和不好，造父就不能够把车赶得遥远；士民不亲密地归顺，汤王、武王就不能取得胜利。所以，擅于顺抚人民的人，就是擅于用兵的人。用兵的要术只在于顺抚人民而已。”
荀子的话就容易理解了，他在往政治上引导赵孝成王，告诉他打仗就得擅于顺抚人民，那样人民才肯为了国家效死，例子有了，比如秦人。临武君反驳道：“不对。用兵所重视的，就是强锐；所施行的，就是诡诈。擅于用兵的人，行动迅速，计划神秘，没有人知道它是从哪里出发的。孙武、吴起利用这种道术，得以无敌于天下。哪能依仗着顺抚人民呢？”
临武君一定要把用兵的成败归结到某一次成功地策划和某一位出色的将领身上，而荀子志在宏观上把握战争，两个人的境界已经不一样了。荀子认为将帅都是次要的，君上贤明，他们的国家就平治；君上没有才能，他们的国家就紊乱；祟尚礼文、尊重正义，他们的国家就平治；忽略礼文、轻贱正义，他们的国家就紊乱；平治的国家就强盛，紊乱的国家就衰弱。这便是国家强弱的根本。
祟尚礼文，努力事功，这是上等的措施；注重利禄、尊贵节制，这是次等的措施；崇尚事功，贱视节制，这是下等的措施。这便是国家强弱的概况。
喜好贤士的，国家就强盛；不喜好贤士的，国家就衰弱。抚爱人民的，国家就强盛；不抚爱人民的，国家就衰弱；政令有信用的，国家就强盛；政令没有信用的，国家就衰弱；人民同心协力的，国家就强盛；人民不同心协力的，国家就衰弱；赏赐隆重的，国家就强盛；赏赐轻薄的，国家就衰弱；刑罚威严的，国家就强盛；刑罚轻慢的，国家就衰弱；枪械盔甲完好便利的，国家就强盛；枪械盔甲恶劣不便利的，国家就衰弱；慎重用兵的，国家就强盛；轻易用兵的，国家就衰弱；兵权出于一人的，国家就强盛；兵权出于两人的，国家就衰弱。这是国家强弱的常情。
在此基础上，荀子分析了天下各国的各个兵种：齐国人注重勇力击人的技术。斩取敌人一个首级，就赏赐奖金并赦免罪过，但没有基本赏赐的规定。这种办法在任务微小，敌人脆弱的情况下还可以勉强使用；如果任务重大，敌人强劲，就容易出现亡国的士兵，这个和出赁、收买、雇佣的作战办法差不了多少。
魏国的武卒则依据法度来录取：要穿戴上体、中体、下体三种盔甲，要能操用一千多斤重的弯弓，要背负五十根箭，还得把长枪放在兵囊上，要带着三天的口粮，要半天走一百里路。被选中的，就免除他的劳役，免除他家的赋税。因此，国家的土地虽然广大，赋税收入却必然减少。这是影响国家收入的士兵。
秦国，畜养人民很隘穷，役使人民很残酷；用武力胁迫他们，用穷困危苦他们，用赏赐迷惑他们，用刑罚践踏他们，下层的人民如果向上层要求利益，除去打仗就没有别的出路；趁着人民的穷困而役使他们，取得胜利才给他们功劳，功劳和赏赐相辅相成：能够斩取穿盔戴甲的五个士兵首级的，就可以奴役五家人民。这是最得众且长久的办法，征收的地税也比较多。所以，秦国能保持四代的胜利，并不是出自侥幸，而是掌握了术数。
所以，齐国的技击不能抵挡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不能抵挡秦国的锐士；秦国的锐士不能抵挡齐桓公、晋文公的纪律；齐桓公、晋文公的纪律不能抵挡汤王、武王的仁义。从这几个国家来看，都是希求赏赐、争取利益的士兵，都是雇佣、买卖的关系，没有尊重上层、安守法制、致力节操的理性。如果有诸侯能够巧妙地用节操来统治士兵，就能够一举灭亡这几个国家。
荀子是大师，无论是治学还是治国，荀子都独具一套自己的方法，只可惜，天子没有真正看懂这个大师，赵国错过了荀子，也错过了最后的希望。（本文摘自：《战国就是一场游戏Ⅱ》，作者：韩单，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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