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傳統『六書』之本原意義

一、漢字的性質

漢字是一種最古老而又最具個性的文字符號。對於它的性質，至今說法不一。明確漢字之性質和揭示『六書』之真諦，可以說是兩個相輔相成的問題。

科學語言學的奠基人索緒爾指出，世界上『只有兩種文字體系：1、表意體系，……這個符號和整個詞發生關係，因此也就間接地和它所表達的觀念發生關係。這種體系的典範例子就是漢字。2、通常所說的表音體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詞中一連串的聲音模寫出來。』_{【普通語言學教程】}索緒爾的這個論斷，不僅着眼於文字記錄語言的本質特性和文字構形的基本依據，而且也着眼於漢字的整體系統和構形特點。

在記錄語詞的職能上，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並無根本區別，其區別只在於連接詞的紐帶是詞義還是語音。漢字在表義與表音的相互促進中，一直頑強地堅持固有的表意特點，不斷採用新的方式增強其表意功能。這表現在三個方面：1、當漢字所記錄的詞所指的事物發生了變化，漢字總是及時地調整其字符。如『寺』原從『又』_表主持，後改從『寸』_表法度；『炮』原從『石』，後改從『火』等。2、漢字中的假借字向形聲字轉化，成為漢字演變的一種規律。如『辟』轉為『避』、『僻』、『嬖』，『因』轉為『茵』，『舍』借為捨棄加『手』旁，『須』借為等待加『立』旁，等等。3、從早期形聲字的來源看，它們不但不是表音性的產物，而且明顯是漢字頑強地維持其表意體系的結果。如『考』為加『老』而成，『祝』為加『示』而成，等等。即使形聲字裡的聲符，有一部分還具有區別詞的作用。如『逃』與『迢』，『鵠』與『鶻』，『沒』、『漠』與『沫』，等等。由此可見，漢字，包括形聲字，是以意符為綱的。

二、【說文】與『六書』

首先必須明確，【說文解字】是處在語文學時代，其起始目的是為了『正字』，即為了正確地認字和寫字。【說文敘】就是闡明認字和寫字兩大問題。不過，由於許慎博學多能，對漢字形體又深思熟慮，全面考察，因而使其成就在客觀上突破了原來的目的，以至於引起後來學者濃厚的興趣，並據此而作進一步的探討與鑽研，把它看成一部文字學的專著。傳統文字學稱作『小學』，開始也表明其起點是很低的識字教學，只是由於兩漢經學今古文鬥爭中古文經學家的推崇，『小學』才上升為考證和釋讀儒家經典的津梁，即講解古代文獻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因而有了崇高的地位。

其次，對於『六書』，班固引劉歆稱為『造字之本』。所謂『造字』，當有兩層含義：一是就漢字的整體系統而言，即把語詞轉化為文字；二是就漢字的單個形體而言，即單個字形如何體現所記載的語詞。許慎所說『作書』當指後者，且云『厥意可得而說』。因此，『六書』在當時是對『著於竹帛』之『書』的說解條例，即許慎心目中『說字解經』的『字例之條』。解讀古代文獻的實用目的，也造就了『小學』固有的形、音、義互求的傳統方法，其分析對象是秦代規範過的小篆，而漢代學者所說的『六書』就成了傳統文字學分析漢字構形的法則。

對【說文解字】及其『六書』的原本性質，後人缺乏真正完整的理解，因而形成了言人人殊的複雜局面。

班固所謂『造字』，許慎所謂『作書』，其實質即為語詞構造一個書面形體，也就是『漢字構形』。可以想見，這是一個十分漫長的摸索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的顯然是當時人的思維方式。上古時期，人類認知思維的特點必定是重形體、重感知。在漢字初創時期，先民的構形思維必然只着眼於語詞所指稱的意義內容上，即用字形直接顯示詞義，以達到『目治』的目的。但是，作為『造字』的這種構形方式明顯地有其局限性，因而古人構形思維的着眼點必然轉向詞的語音上。漢語是單音成義的詞根語_孤立語，音節的有限必然帶來同音字的增多，因而引起表義上的困擾。為擺脫這種困擾，先民的構形思維便自然發生逆轉，從着眼於詞的語音又回覆到着眼於詞的意義。這一曲折的構形思維歷程，給先民帶來新的啟迪，到最後，在漢字構形上，便同時兼顧詞的意義和語音兩個方面。根據這種構形思維歷程的合理推測，『六書』作為構形方式，其出現的先後順序大體是：象形―象意_{指事、會意}―假借―轉注―形聲。

應當指出，許慎在【說文》裡對漢字字形的編排，已經表現出明顯的系統論思想，但是，他對『六書』_{作為構形方式}產生的順序從未經過深入的思考，其排列也就自然不會着眼於漢字演化的歷史事實。因此，我們有必要從系統性和歷時性兩個層面來重新思考並加以解釋，方能揭示傳統『六書』之真諦。

三、傳統『六書』再剖析

許慎於【後敘】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又云：『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漸多也。』這是許氏對九千多小篆形體的基本分類，即區分為『文』和『字』兩大類：『象形、指事、會意』是對『依類象形』_{後二者含有象形因素}的『文』的解說；『假借、轉注、形聲』是對『孳乳漸多』的『字』的解說。因為前三者是『本於物象』，而後三者是以『文』為根而孳生的。這就是說，許慎所謂『六書』並不是對漢字形體結構的完備的分類。他處在語文學時代，即使是對漢字構形的解說，也不可能沒有局限。這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作為說解的『六書』，分類比較粗疏；二是對『六書』本身的界說過於簡略，又受了當時駢體文風的消極影響；三是每書所舉例字太少，又未加以具體分析。正是這些，給後來的論爭留下了極大的空間。因此，有必要對『六書』重新加以剖析，以再現其本原意義。

1、象形：許氏云『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象形即取象於物形。過去，曾有學者把象形分為獨體與合體兩類。其實按構形方式來說，獨體象形就是繪形象物，即用簡潔的筆畫描繪語詞所指稱的物體，構成一個獨立的圖象。例如『子、自、止、貝、它、晶、網、行』等。合體象形就是烘托顯物，即藉助一個相關物象的陪襯，來顯示所要表達的物體。例如『頁、眉、果、聿、牢、須、血、州』等，其中『人、目、木、又、牛、頁、皿、川』都是用來襯托其餘所要表示的主要部分的。這兩類象形字，是絕大多數漢字構形的基礎。

2、指事：在許氏的解說中，『見意』二字是其關鍵。參照【說文】正文裡所舉的例字，其構形方式應當分為兩類：一類是符號見意，例如『一、三、上、下』等；另一類是加標指物，例如『刃、本、末、亦、朱』等。前者大多取象於上古原始記事方式中的契刻記號和記繩之法，後者所加記號只具有指示部位的作用。這是『六書』中爭議最少的，無須多說。

3、會意：許氏所云『比類合誼』較為確切。『會』有『會比』、『領會』二義。所謂『比類』，自然是會比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部件，這部件可以是圖象_{不能獨立成字的}，也可以是字形。因此，『會意』也包括兩類：一是會比圖形，二是會合字形。前者是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圖形，按照事理關係形象地比配在一起，以表示某一語詞的意義，其內容大多是某種事物過程的表象。例如『丞_{後作「拯」}、正_{後作「征」}、韋_圍、各_𢓜、立、既_會食已、即_會就食、莫_暮』等。後者是組合兩個或兩個以上能獨立的字在一起，憑藉構件字的意義關聯，使人領會出新的意義。例如『從、牧、取、占_以口卜卦、鳴、轟、炎、淼』等。

4、假借：許氏云『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就當今嚴密的思維而言，許氏所定界說似指因音同而借字，許氏所舉例字卻是指因引申而借字，因而引起了後來的各種爭議。其實是誤解了許慎。許氏原意是界說和例字彼此統一而相互發明。也就是說，其『假借』包括兩類：一類是同音借字，其假借字的本義與借義毫無關聯，只有音同或音近的關係；一類是轉義借字，其假借字的本義與借義有聯繫，即通常所謂的引申關係。前者如『難』，本義為一鳥名，借為難易之『難』；『莫』，本義為朝暮之『暮』，借為表虛詞之『莫』；其它如『辟、孰、汝、而』等。後者如『令』，本義為命令，借為_{今言『引申』}縣令之『令』；『褊』，本義為『衣小』，借為_引申為狹小之稱；其它如『因』_{茵席―因憑}、『字』_{育子―文字}等。許氏以『令、長』為例說假借，顯然是把詞義引申而未分化之『共字』亦視為『假借』。這在語文學時代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5、轉註：許氏云『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後世對『轉注』的解說，總共不下幾十種之多。其中『主義派』有代表性的就有三家：江聲主『形聲即轉注』說，戴震倡『轉注即互訓』說，朱駿聲為『轉注即引申』說。要想探明許慎之原意，只有採取『以許證許』的原則。【說文敘】曰：『其建首也，立一為端；……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據形系聯，引而申之……畢終於亥。』又解說『會意』云：『比類合意，以見指揮。』據此，所謂『建類』之『類』，應當是『方以類聚』、『比類合誼』之『類』，也就是『事類』，即語詞意義的事類範疇。『一首』之『首』，即【敘】所言『建首』之『首』，也就是大致標誌事類範疇的部首字。因此，『建類一首』就是建立事類範疇，統一部首意符。所謂『同意』，指與部首意符所代表的類屬相同。『相受』即『受之』。如此說來，『轉注』之『轉』謂義轉，即由詞義引申或音同假借而字義轉變；『注』謂註明，即注入部首意符以彰明原來字形的義類。孫詒讓於其【名原轉注揭櫫】云：『凡形名之屬未有專字者，則依其聲義，於其文旁詁注以明之。』此深得許氏之旨。故簡言之，轉注者即字義轉變而注入相關意符也。

轉注當包括兩類：其一是追加意符，例如『考、糾、蛇、娶、燃、暮』等，其中『老、系、蟲、女、火、日』即為後加的意符；其二是改造意符，例如『悅_說、訃_赴、間、措_錯、賑_振』等，其中『心、言、日、手、貝』即取代了原來的『言、走、月、金、手』，以適應字義的改變。有一點容易引起學者誤會，需要作點說明：『六書』中每書所舉例字，除『轉注』外都是平列二字；而『考、老』並非平列關係，『老』是類首字_建類一首，而『考』是轉注字_同意相受。許慎謂『考從老省』，即是佐證。

6、形聲：許氏云『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以往學者一般都把『以事為名』當作『形』，把『取譬相成』當作『聲』。這不一定符合許氏的原意。【說文】云：『名，自命也。』而且其【敘】中『名』字僅此一見。當言及文字時，或曰字，或曰文，或曰書，皆不用『名』。據此，所謂『以事為名』之『名』當指名號、名稱，即字音。這與『依聲託事』之說也相一致。後一句『取譬相成』自然指意符。因為『譬』者喻也，使人曉喻也。這與『比類合誼』也相一致。上個世紀20年代的文字學家顧實，就曾提出過類似的看法_{參見其【中國文字學】}。

從歷時觀點來看，形聲當包括兩類：一是追加聲符，例如『齒、星、鳳、飼、囿』等，其中『止、生、凡、司、有』即為後加的聲符；二是音義合成，即同時使用形符和聲符而構成的形聲字，也就是孫詒讓所謂『形聲駢合』，例如『江、河、陵、陸、芹、菜』等。

四、『四體二用』說評析

清代乾嘉以來，戴震、段玉裁所倡導的『四體二用』說，對學界影響極大，一般都認為前『四書』是所謂『造字法』，而『轉注』與『假借』只是所謂『用字法』，其性質根本不同。基於上述重新剖析，我們認為，『六書』無論是在說解條例還是在漢字構形的意義上，其性質都完全一樣。

先說『轉注』。如前所說，無論是追加意符還是改造意符，轉注都是漢字構形的方式，用前人的話來說就是能『造出』新字。如果這樣去理解『轉注』，那麼我們常說的『古今字_區別字』、『類化字』、『音譯意化字』的出現，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釋。古今字如『弟』為『悌』，『竟』為『境』，『陳』為『陣』，『奉』為『捧』等；類化字如『鳳皇』為『鳳凰』，『遮鴣』為『鷓鴣』，『次且』為『趑趄』等；音譯字如『師子』為『獅子』，『匍陶』為『葡萄』等。以上三種後出的字，都是新『造出』的所謂『轉注字』，按照『轉注』構形法去解釋也完全能講得通。這與前四書哪有什麼區別呢？

在討論『轉注』時，前面曾經提到清人江聲，他認為：所謂『建類一首』是指【說文】部首，而【說文】在每一部首下都說『凡某之屬皆從某』，那就是『同意相受』。江氏看到了轉注字與形聲字的『同構』關係，有其積極的一面；但是，他把同形符字都看作轉注字，畢竟混淆了形聲與轉注的界限。其原因在於他缺乏歷時的觀點。如果着眼於靜態分析，是指結構類型，那麼用轉注法構形的字都屬於形聲結構。這是共時觀點。如果着眼於動態分析，是指漢字構形的演化，那麼轉注是改造舊形體的構形法_{構成之前已有原體字}，而形聲是受其啟發而出現的創造新形體的構形法_{構字之前並無原型}。這是歷時觀點。轉注與形聲，從共時平面來看，二者同構而易混；從歷時演化來看，二者異構而易分。

再說『假借』。它能否作為一種構形方式即所謂『造字法』，意見根本對立。認為『假借』不能『造出』新字，幾乎是一邊倒的聲音。表面看來似乎如此，但我們還須再冷靜地思考。許氏所謂『假借』之界說，是着眼於需要『造字』的那個語詞的意義，而不是漢字的形體結構。所謂『本無其字』，是就語詞需要造字的前提來說的；所謂『依聲託事』，這『聲』首先指語詞的聲音，然後才兼及那個借字的讀音；這『事』當指語詞的意義，然後再賦予那個借字。作為一種構形方式，『假借』似乎沒有造出新的文字形體，但是，從語言裡需要造字的那個語詞來說，從先民造字心理的初始事實來說，『假借』又確實使原無字形可『目治』的語詞終於取得了一個能代表它的書寫符號。從這個角度來看，『假借』何嘗不是利用原有形體的構形法_{即前人所謂『造字法』}。『四體二用』說，既忽略了先民造字歷程中的思維特點與心理事實，也並不符合許慎『假借』界說的原意。我們應當歷史地看待這個問題，把『假借』視為『不造新字的構形法』。這樣，既承認了它的實質，又看到了它的特點。

章太炎有言云：『轉注者，恣文字之孳乳也；假借者，節文字之孳乳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負相待，造字者以為繁省大例。』就此『二書』後來的客觀作用而言，章說很有道理；可是，就構形模式的演化而言，章說不合史實。應當說，假借是救助『象形、象意』之窮盡，而轉注是適應『假借_包括引申』_{其結果是一字多義}之繁多。受『假借』而為『轉注』之啟發，『形聲』便應運而生。這一演化規律證明：漢字始終在強烈地維護着自身的表意體系和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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