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农业史的分期和特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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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农业生产与自然条件的关系

　　农业生产是以生物的自然再生产为基础的，它直接在自然的环境中进行，自然环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依以开展的地盘，因此，农业与自然条件的关系特别密切是不言而喻的。农业伊始各地所驯养的动物和培育的植物，显然是与各地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有关的。我国原始时代形成的南稻北粟的作物构成，直至唐朝宋才发生较大变化，而原始时代即已驯养的六畜，一直延续至今年内。农区和牧区分野的形成，也是与这些地区分别宜于农业和牧业的发展分不开的。黄河中下游沼泽沮洳遍布的自然景观，则是导致沟洫农业出现的主要依据。

　　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并非单纯的自然再生产的过程，它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再生产的过程，它是以人类对生物自然再生产过程的干预为其特征的。因此，在农业生产中，人们不是简单地适应自然条件，更重要的是能动地改造自然条件；而人们改造自然能动性的发挥，并不以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前提。马克思曾经说过：“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因而妨碍人的发展。” [2]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相对不利的自然条件，反而更能激发人们征服自然的斗志。事实正是这样。我国主要处于温带，地大物博，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广阔的发展余地。但我国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并不总是有利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严峻的。例如黄河中下游雨量并不充沛，而且降雨休中在秋季，春旱多风，秋季又容易发生涝灾。在历史上，这一地区可谓旱涝频仍，而精耕细作农业恰恰在这一地区首先发生。作为北方旱地农业精耕细作技术特征的“耕―耙―耢”耕作体系，其核心正是抗旱保墒。我国古代农民是在对不利自然条件斗争中创造了高度的农业文明的。唐宋以来成为全国粮仓的长江下游精耕细作农业区，在《禹贡》所反映的时代是“厥土惟涂泥，厥田为下下”的，劳动人民为了克服低洼易涝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危害，经济长期摸索，建立了治水与治田相结合的塘浦圩田系统，发展了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才使这一地区的经济面貌彻底改观的。我国农民改造利用盐碱地、干旱地、山区低产田等，有许多独特的创造，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征服自然的勇气和智慧。在某种意义上讲，精耕细作就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克服自然条件中不利的方面，利用基有利方面的一种巧妙的农艺。

　　我国劳动人民的这些农业实践，在传统农学思想中有深刻的反映。人们懂得进行农业生产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违反自然规律，所以要“顺天时，量地力”，但人在自然规律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可以改造自然条件（如地经人加工改造，产量可以赶上肥沃地），可以驾驭自然规律（如可以“盗”天地之时利），所以又强调“人定胜天”。我国古代农学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放到重要地位的关于天时地利和人力辩证关系的观点，正是精耕细作农业的结晶和指导准则。

　　第三：农业生产与人口消长、转移和分布的关系

　　农业生产与人口发展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之间的关系。人类社会中存在的这两种生产是互相制约的。人口的消长、转移、分布受多种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例如生产力发展状况、社会经济制度、统治阶级政策、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分布等等。在这各种因素中，农业生产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农业生产出人类维持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从而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或现实可能性。在我国古代社会中，人口的增长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大体是同步的。另一方面，人口的消长、转移和分布又反过来对农业生产发生重大的影响。在手工操作为主的古代农业时代，人口的增长提供了进行农业生产最重要的条件――劳动力，对于多劳集约的我国古代农业尤其是这样。所以农业总是在人口分布比较集中的地方发展起来，而人口的转移往往导致农业重心的转移。例如秦汉时代南方地旷人稀，实行火耕水耨的粗放经营，人口增加，这种粗放经营的方式就遭到人们的责难，而魏晋以来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为南方精耕细作农业体系的形成准备了重要条件。又以耕作制为例，撂荒制是以人烟稀少、有大量可垦荒地存在为前提的。撂荒制转为休闲制，已必人口增加有关。而连作和复种的制度显然与人口大量增加，耕地相对不足有关。其实，一般而言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也是以人多地少为必要条件的。

　　但从全国范围看，清代以前每人平均占有土地并不算少。汉唐盛世人口只有五千多万，现今人口二十倍于古，而版图并无大的变化。就明洪武二十四年人口数和垦田数看，每人平均占有耕地还有14.6亩。谈不上人多地少。但局部的相对的人多地少确实早就出现了，那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土地兼并造成的，有真有假。例如早在战国初年，三晋地区就被人称为“土狭而民众”（《商君书・徕民篇》），但前此不远的墨子说过：“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楚晋越，若使此四国得意于天下，此皆十倍其国之众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余也。”入战国以来，黄河下游经济繁荣人口增加是事实，但不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变化，三晋“土狭民稠”当是土地兼并造成的假象，所以孟子要呼吁“制民恒产”，类似的局部的相对的人多地少情况历代都是有的。但不管是真是假，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是从这些“人多地少”的地区首先发展起来的，因为这种情况迫使人们致力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单产。

　　到了清代，地主经济制度的调整导致了农业生产的高涨，这就为人口的激增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现实可能性（当时人口的增长还与安定的政治局面和“摊西入亩”、“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有关）。而这时全国性人多地少的格局形成以后，多熟种植及与其相关的农业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农业的精耕细作化更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