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近代学者研究，道家思想为先秦时期普遍的学术基础，其思想渊源在老子之前已有悠久历史。它肇始于天官、史官，在先秦时期为诸子百家思想之源。
春秋末年，各诸侯争雄称霸，社会动荡不安，处于一个大分化、大变革的时代，这时的周王朝已到了礼崩乐坏、摇摇欲坠的境地，老子看到如此乱局就离开东周王城，西出函谷关，受到关令尹喜的恳请、挽留。做为周王室的拄下史；老子根据自己掌握的大量史料并审时度势，在函谷关写下了《道》、《德》两篇著作（世称《道德经》或《老子》），由此开创了道家学派。老子之后，文子、列子、庄子等人都学宗老子，传播道家思想，并发展出楚道家、齐道家、秦道家等支派，留下了《文子》、《列子》、《庄子》、《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大量著名经典，汇成了蔚为大观的道家流派。在我国历史上影响深远，而老子就是这一学派的宗师与创始人，他在河洛地区留下的《道德经》著作被后世称为“救世之说”，成为世界文化的瑰宝。
一、老子《道德经》中的和平观
道家创始人老子，生活在一个充满冲突与战争的时代。春秋末年，诸侯混战，民不聊生。老子综观社会论述道：“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又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这就是说，战争是灾难与罪恶，带给人类的是不祥和，不要选择战争。万不得已打仗，打胜了也不可以骄傲，不可以逞强。正像一战、二战期间，法西斯及日本帝国主义对占领国烧杀抡掠，不可一世的行为，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
同时，战争具有严重的破坏性。老子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①战争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使得田园荒芜，长满荆棘；战争更杀戮了大量的无辜生命，民不聊生。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呢？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②天道公义是富裕有余者补助贫穷不足者，而人类社会的现状是贫穷不足者的财富反被富裕有余者所占有，贫富不均是地球上冲突与战争的根源。“道者”就是道家，道家主张富者将多余财富奉献给穷者，达成富国与穷国、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自然和谐，这样才可以减少冲突与战争。
老子在国际战略中，主张“小国寡民”，他描述道：“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一种自由的生活啊，没有政府的干涉，没有军队与武器，也没有冲突与战争。
老子的战略是反对强暴，主张谦让、居下、雌柔，达到国家之间的和谐自然关系。他认为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人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③大国像江河的下游，让天下百川在这里交汇。大国像天下的雌性，雌性常以安静而胜过雄性，这是因为它居下而能以柔克刚。所以如果大国对小国谦让，就能取得小国的信任和依赖；如果小国对大国谦让，就能被大国所容纳……大国谦让不过是想兼并畜养小国，小国谦让不过是想要侍奉投靠大国。要使双方都可以满足自己的愿望，那么大国尤其应该采取谦让的态度。④老子精辟的论述，难道不值得当今强国与弱国、大国与小国的领袖们做为座右铭，照此下去，那些横行全球的霸权主义者推行“小国寡民”政策，个别大国放弃强权，天下也就太平无事了。
二、老子“道”与“德”的理论折射出的人生观
在老子看来，“道”与“德”紧密联系，相辅相成。“道”是内在于大化宇宙、茫茫自然和人类社会中的规律性的东西，它以师法自然为特征；“德”是内在于人自身中的、支配人的行为方式的东西，它以遵从“大道”为特征。对于系国家安危、百姓康乐于一身的执政者和各级管理者来说，既要把握天下“大道”，又要通过坚持不懈的自身修养，提升德性，成为“上德”之人，达到预期的执政成效。
围绕“德治之道”，老子作了深入阐述。一方面，提出“德治”理念。一是修身以立德的理念。要以博大无私的精神生养、惠爱、统率万物。要“专气致柔”。精神专一柔顺，复归于婴儿的天真状态，无欲无虑。要“涤除玄览”，心镜清虚澄明，不染不垢，无瑕无疵，洞察秋毫。还要“明目四达”。通达事理，洞观天下，能以大智若愚的“无知”态度静观待时，因势利导。二是修身以致世的“贵身”、“爱身”理念。“贵身”、“爱身”即自重、自爱，不论在何种遭际下始终保持人格的尊严和独立。面对荣宠或辱患，世俗之人都如受到惊恐，以为荣宠尊贵，得之惊喜，失之惊恐；这样屈膝于势位富贵之下，奔走于仁途权利之间，或诚惶诚恐，或兢兢业业，保荣华，争宠幸，心为形役，神为利丧。凡此皆对身外之荣宠、辱患的得失耿耿于怀，斤斤计较，便是过分看重了荣辱得失。生命人格之尊严的自重、自爱，超过对身外荣辱得失的重视，自然不会因荣辱而惊恐，不会视荣辱为“大患”。无惊无患，精神便会升入“无身”忘我，无为无欲的境界，自然可以为天下奉献自身。
老子“德治之道”对后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开启了中国古代治国之道中的“德治”传统。
历代先贤大都十分强调“至公无私”。炎黄尧舜诸君，不仅倡导而且实践了“至公无私”的思想，它们实行禅让，以天下为公。韩非说：“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吕氏春秋》更明确指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
古代先贤既重视修德，又注重德化。子产指出：“德，国家之基也。……有德则乐，乐则能久。”德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他明确提出了“为政必以德”的主张。自春秋以来，“为政以德”一直是古代先贤所极力称道的。
儒、墨、法、道、兵诸家无不主张奋发图强。勉励从事，惜节重义。孔子极力提倡“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精神。墨子更把“强”看成是为官执政的基本素质，治理天下的重要条件。他说：“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韩非要求执政者必须不惜“卑身贱体”，“夙兴夜寐”地奋力奉事；《晏子春秋》也要求执政者必须勤谨奉事，做到“尽力守职不敢怠，奉官从上不敢惰”。
对气节和意志问题传统“德治”思想非常重视。孔子一再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他还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种贵气节、重道义的思想。对我们当今的各级当政者仍有振耳发聩的作用。
司马光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如此命题，原因在于：用德作标准，可以区分“君子”与“小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之，才胜德谓之小人。只有用这样的标准，才能选拔出真正优秀的为政者，方能定国安邦，顺天富民。
二千多年来，道家的“道与德”以及“德、才”观影响孕育了一代代志士仁人和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方能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虽久经风雨，而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道德经》中的养生学是人类的“长生不老药”
老子论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⑤万物背负阴气，而怀抱着阳气，万物所以能成为万物皆由于自身的阴阳互抱，而不偏离。若有阴无阳，或有阳无阴，或两者离决，万物自身即不复存在，而向其初始状态——无、无名、无物复归。阴阳两气互相冲融成为和气，阴阳两气即相互负抱，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之中，相根相生；又在不断地运动中，相交相冲，交通成和，处于高度平衡和谐的状态，于是万物得以生存而显现出它的无限生机和充沛的生命力。世人多重视阳而忽视阴，从而种下无数的病祸之根，修真者尤应畏之。阴阳有偏便是病，不识阴阳莫妄为，阴阳和谐方是道。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中华养生最基本的理论，它贯穿于中医学的各个方面。其实，五行学说为阴阳的流行衍化，而原之于气，本之于道。它是传统大道科学中“天人合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
噪音伤人，红色使人急躁，黑色使人沉重，糖尿病人忌糖，肾脏病人忌盐，这些都是属于五色五音五味用之不当的结果。但是，如果用得其正，就会产生有益的效果。可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⑥乃是缘于它们的过度而致的，老子于此提示了五色五音五味与养生的关系。
《道德经》中：“我恒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⑦三宝者，三件法宝也。“慈”居三宝之首，慈爱、慈善、慈祥，大多是大道玄德的自然显现，以父母慈爱之心来慈爱天下百姓，来慈爱宇宙万物，自然而然“恒善救人，而无弃人，恒善救物，而无弃物。”⑧那么，“慈”与养生有什么关系呢？修炼者都清楚“心正气顺，心平气柔，心慈气和，大道自然”。“善气迎人，亲如兄弟；恶气迎人，害人戎兵；不言之声，疾于雷鼓。”（《管子·内业》）。因此，“慈”是人生之宝。
再个，随着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环境危机、社会危机、伦理危机、精神危机等等，如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时常受到竞争、就业、困难、逆境等压力的困扰，道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精神对治疗这些危机有平衡，调适、抚慰和缓解的作用。人们在生存竞争能力、市场竞争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平衡，尽而产生人们心理的不平衡，道家哲学中的“弱胜强”、“柔胜刚”、“甚爱必大贵，多藏必厚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等都能起到抚慰调适人们心灵的作用。对现代社会生活中突出存在地“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欲壑难平的执着欲望产生降压缓解之功。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由于经济社会市场竞争残烈，正严重地扭曲着人的本性，人为“物欲”所异化，就出现了人际关系紧张，心理状态失衡，折磨着当代人的平静心灵与和谐生活。道家提出的“身重于物”、“少私寡欲”的人生价值取向，树立“身外之物”观念，对调适人们的心理平衡，淡泊名利，缓解利益冲突及权力之争，促进社会相对稳定都是一种清醒剂。教育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既需要“争”、“不知足”、“不敢后人”，也需要“知足”、“不争”、“吾不敢为天下先”。
目前，在学术界有不少人认为《道德经》是一部救世之书，更有学者称其为“东方有字天书”。历代政治家如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前后有四位帝王都曾直接参与为该书注释，毛泽东在其著作中也常摘引老子的哲理名句，这在中外史上尚无二家之学受到如此珍重。其因是它不仅是哲学界立论之核心，也是科学界探究之钥匙，更是政治家施政之导航。芸芸众生医病养生的良方。尤其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从国际上看：战争、强权、掠夺；从社会生活上看，权钱交易、私欲熏心、道德虚伪、物欲横流等现象比比皆是。《道德经》对于稳定社会、净化世风，整合心态，指导人生更显得弥足珍贵。可以说：在这个地球上，它是人类不可多得的一剂良药，堪称一部“救世之书”，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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