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批评的价值和意义(4)

  来源: 北方教育

二、修辞批评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价值的再认识
　　

　　我们今天强调修辞批评，并不是简单地与西方文学批评对接，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发掘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价值。修辞批评，与近几十年我们不断地套用的西方许多批评模式不一样，它不是船泊货，不仅是西方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一种重要批评形式，在中国古代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西方批评理论中常有一种倾向，将修辞学与诗学对立起来，其实，修辞学与诗学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和区别，它们都要以语言为媒介，都要打动人们的情感，都要考虑文本语言组织创造和读者、听众的接受意识和效果，实际上是很难分开的。修辞学与诗学这种同源关系，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表现的更为明显。中国古代由于缺乏严格的学科分类观念，并没有形成西方那种纯文学、纯审美的文学观念，所以更加重视语言修辞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对文学的审美特征有着深刻的认识，但就其主导观念而言，不是以审美为内核的而是发生在广阔的语言文化背景中，是文以贯道，文以宗经，礼制典策为文，修辞润色为文，以语言文字的系统构成和表达功能而非纯文学(抒情、叙事、戏剧)的区分为特征。这一点，我们从刘勰《文心雕龙》中所表现出来的以原道、宗经、征圣为本，主张弥纶群言，强调语言修辞的文学观念中就可以强烈感受到。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相比，特别是与西方近代强调审美、想象、虚构的文论相比，应该说是更靠近修辞批评的一种批评理论。


　　另外，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所以更靠近修辞批评，具有修辞批评的特色，还在于中国语言自身的特点。汉语是典型的孤立语言，词与词之间没有很明显的语法联系，所以，它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发展出一种将语法、逻辑与修辞的对立，并把语法、逻辑的作用强调到极致的倾向，而是更重视修辞的作用。郭绍虞先生在他的《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中之所以提出“语法修辞结合”的观点，也是看到了这点。他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说：“我写这部书的意义，当然重在说明汉语语法必须结合修辞的论点。环绕这个论点，于是从汉语特征讲起，谈到汉语语法的简易性、灵活性与复杂性，说明汉语语法决不能受洋框框格局的影响和束缚，否则不会适于实用。同时又指出了汉语的音乐性和顺序性，从而更强调汉语语法必须结合修辞和逻辑才能发挥它的实用意义。”郭先生这一看法与保罗・德曼有相似之处，都强调语法与修辞的结合并把这种结合看成是对语言意义的解读而非某种言辞的修饰和美化。但德曼是站在哲学认知意义上的对西方传统语言观和真理观的颠覆，而郭先生则是从汉语语言特点自身而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中国古代批评理论更靠近修辞批评这一特色，对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今天，许多人谈到中国古代批评理论时，总是强调其重体验、重感悟的特色，强调其追求神似、气韵、“意在言外”的美学风格和意境表现，似乎中国古代文论的主要特征就表现在这里。实际上，这种分析所关注的只是文学与诗学、审美相关的特色，若只停留在这一点，则有可能忽视文学与语言修辞、与文化环境的深刻联系。而这种联系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站在修辞学立场看待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特别是对中国古代文论强调“修辞立其诚”，修辞为社稷之用，修辞与其所在的语用环境密不可分的思想有所理解，对中国古代文论所表现出来的伦理实践性和宗经品格，以及强调文学为世用，重教化的特点，就不难理解。“修其辞以明道”(韩愈)，“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刘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一般是反对虚华美辞的批评，而强调语言、文学作品与人的道德修养，与思想情感表达的关系。刘知几在《史通》中把“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作为修辞的最高境界，认为理想的修辞准则是“拨浮华，采真实”，可以说最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这里，实际上潜含着一个以语言运用为本的思想体系。“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文心雕龙・原道》)，在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展过程中，语言始终处于最基础的地位，这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系统构成是意义重大的。中国古代批评理论所提出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说、“诗言志”说、“言为心声”说、“为情要约而写真”(刘勰)说等，都离不开这一传统。修辞分析，对于中国古代批评来说，并非一种形式技巧的分析，它更是一种功能的、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比如，中国古代文学特别重视对偶和对仗，讲究声律秩序，显然就不仅仅是一个纯文学、纯审美的价值取向问题，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它作为一种复杂的修辞构思和辞格选用，亦从根本上体现出中国古代哲学美学的思维特色。关于这一点，许多批评家已有深刻的认识。浦安迪在分析中西文学对仗时，就认为中国文学中的对仗较西方更深入更广泛，其原因就在于，它与其说是一种诗意的强化，不如说它是一种自然的说话方式，与中国哲学的二元思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还引《文心雕龙》对对偶的解释――“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载百虑，高下相须”――以说明早在刘勰，中国的理论家们就意识到文学现象中的对仗修辞格运用与他们所体察到的自然之理的关系。高辛勇则进一步认为，所谓“造化赋形，支体必双”所反映出的与自然之理相应，人文映照天文的观点，亦可以看成是一种感应意识形态，“它也正是帝王权威籍以肯定其权力的一种观念。”高辛勇的这一看法，也可以从古代的修辞学和诗学理论那里得到印证。如皎然《诗式》说：“夫对者，如天尊地卑，君臣父子，盖天地自然之数”，就说明了这点。若比照西方修辞学理论研究，我们亦可以发现这种研究的特殊意义和价值。辞格研究也可以说是西方修辞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西方古典修辞学从西塞罗和昆提连开始，将修辞学文本研究分为构思(invention)、布局(disposition)、措辞(elocution)、记忆(memory)、演讲手势和腔调(delivey)五个方面，后来随着修辞学研究重点由论辩、演讲向文体风格的转移，修辞学的五项内容实际上只剩下三项，即构思、布局和措辞，其中特别重要的则是措辞。所谓“措辞”，重点研究的内容就是辞格。西方古典修辞学的辞格研究更关注的是辞格的形式，是辞格所能产生的能使文章更生动，更具有风格特色的语言效果，而常常忽视辞格与人类思维和文化心理的关系。而中国古代修辞理论则一直关注辞格所承载的语言文化信息，关注其与民族思维和文化心理的关系，这是很了不起的。西方现代修辞批评已意识到辞格研究所包含的思想史、价值观、思维方式的意义。比如，西方现代修辞学家普遍重视“隐喻”辞格的研究，就具有这样的意义。弗莱说：“我们也许可以把隐喻视为语言修饰手段的基本形式，或主要的修辞手段，而一切其它的修辞辞格都不过是它的变体。”为什么这样?显然是他意识到隐喻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与人类思维的普遍联系。所以，他在分析《圣经》时特别强调隐喻的意义，把隐喻看成是《圣经》语言的一种思想控制模式，认为传统的基督教义只有用隐喻的形式才能表现出来。同样，有的修辞批评家如保罗・德曼特别重视从德国浪漫主义和本雅明开始的“讽喻”辞格研究，认为它优于象征，也在于从中看到了一种解构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力量。我们并不赞成西方现代修辞学家对于某种修辞格的简单分析与肯定，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修辞辞格的存在绝非出于单纯的语言形式和技巧风格的需要，而是与某种世界观、价值观相联系。在这方面，中西文学批评理论资源完全可以实现整合与互补。中国古代为什么赋予对偶、对仗、比兴等修辞格特殊的地位，西方为什么又特别重视隐喻、象征、讽喻、借代等辞格的价值和意义?这其中所隐含的中西文学在价值观、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的差异何在?这正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亟需认识和研究的问题。


　　从修辞批评角度看待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它可以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古代文论重视批评实践的品格。中国古代批评实践品格的形成，与它那种以语言运用为本的哲学美学观念密不可分。中国古代思想家习惯从语用而非语义学立场看待问题，他们对语言表达意义的真假并不感兴趣，而是特别关注语言在具体环境中的运用，关注语言对接受者心理和情感意识的影响，所以，发展出一种重修辞效果，重修辞的题旨情境的批评。与西方现代修辞批评所提倡的修辞阅读不同，它不是主体与客体处于对立地位的冷静分析和理性解读，而是强调主体投入对象中，作深入的体验和涵咏解读。在中国古代修辞批评理论看来，修辞理解的意义并不在于把握文本的本义，也不是像解构主义那样“互为本文”式对本文意义进行解构和超越，而是要密切联系题旨情境，体味作者和读者的心志，让读者与作者的情感思想发生深刻的交流。孔子说：“情欲信，辞欲巧”，孟子说：“以意逆志”，韩非说：“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王充说：“心以文为表”，刘勰说：“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朱熹提倡“涵咏玩味”，等等，都表现了这一修辞观念。这也就是陈寅恪在评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提出的同情式理解的观念和方法。以这种观念和方法看待修辞，修辞就变成有血有肉的东西，它不再是游离于作品之外的语义的机械阐释和考察，而是渗透着创造者和欣赏者的情感，表现出其对艺术作品的真正热爱，是其通过对作品文本反复涵咏体验所完成的东西。而这些，也是中国当代批评理论最缺乏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有一很大的缺陷，那就是重理论轻实践，满足于理论的大叙事而忽视具体文本的考察，忽视对作品的同情理解和深入体察，中国传统修辞理论和批评实践，正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作者：毛宣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