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郎才尽”新探(1)

  来源: 中国汉学网

“江郎才尽”是南朝历史上重要的文学现象，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近年来，研究者多从文学风尚转变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这是很有道理的。一般认为江淹“才尽”发生在入齐以后，特别是永明年间，而这正是“永明体”诗兴起、南朝文学风尚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候。不过对于这一看法，我认为还有必要做一些进一步的探讨。
　　据曹道衡、俞绍初等学者的研究，江淹现存的诗赋文大多作于宋末，能确定作于永明年间的只有《郊外望秋答殷博士》、《铜剑赞》、《自序传》等很少几篇。不能排除有作品散佚的原因，但我觉得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江淹永明后确实很少创作。而且从各种情况看，我还认为，即使有少量作品，他的写作风格基本上也没有改变。总之，当永明文学时代到来以后，江淹始终没有顺应接受新的文学风尚并改变自己原来的风格，是可以肯定的。所谓“江郎才尽”主要就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在文学史上，一个作家一生中跨越几个文学时期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新的文学风尚兴起以后，在前一阶段已经成名的作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积极主动地改变自己的原有风格，努力跟随时代潮流的变化；第二类是尽管不很情愿，但还是对自己原来的风格多少做一些改变，以适应新的文学风尚。当然他们在新时期的创作成就很可能比以前逊色，这也可以说是“才退”或“才尽”。也有部分作家则像江淹一样，与新文学风尚保持疏离拒斥的关系。总之，江淹的情况是可能有的，但并不是必然的。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江淹没有能像许多作家那样多少融入文学的新风尚中呢？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类似江淹这种情况的作家不乏其人。由于年代近，保存的材料多，其中很多人“才尽”的原因是能够弄清楚的。以他们为参照来看江淹，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我认为探讨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三方面情况：永明时期文学活动的特点、江淹在永明时期的身份地位以及江淹的个性特征。前两者是客观方面，后者是主观方面。
　　永明年间是南朝历史上文学繁荣的时期，观察这一时期的文学形势，可以发现它与刘宋时期相比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文学集团现象。据学者的研究，在永明年间先后存在过王俭、文惠太子萧长懋、竟陵王子良、豫章王嶷、随王子隆、宜都王铿等组织的文学集团，其中特别以竟陵王子良的西邸集团规模最大、存在时间最长、文学成就最高。永明年间新的文学风气全都是依托于这些文学集团，并主要以集体活动的形式产生的。声律说的创立和永明体诗的产生离不开西邸文人集团的活动，这是人们熟知的。在王俭文人集团中首创了“隶事”这一对齐梁文学发生了重要影响的活动（《南史・王湛传》：“尚书令王俭尝集才学之士，总校虚实，类物隶之，谓之隶事，自此始也。”
　　［1］807）在文学集团中，集体创作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创作形式。萧子良经常亲自组织文人们一起创作，如同作《桐赋》（子良、王融、沈约）、《高松赋》（今存谢I、王俭、沈约之作）、《拟风赋》（子良、谢I、王融、沈约）、《永明乐》（《南齐书・乐志》：“永平（明）乐歌者，竟陵王子良与诸文士造奏之，人为十曲。”［2］196今存谢I、王融、沈约之作）、《药名诗》（子良、王融、沈约）、《郡县名诗》（子良、沈约、王融、范云）、《抄书诗》（沈约、王融）、《游仙诗》（子良、沈约、王融、范云、萧衍、陆慧晓）等。此外还有一种情况，从诗题看，子良不在场，而沈约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心人物。例如沈约、谢I、王融、刘绘、范云、萧衍同作鼓吹曲，沈约、谢I、王融同咏乐器，谢I、王融、柳恽、虞炎同咏座上一物等。据粗略统计，永明时期的文（除朝廷诏敕章表之外）和赋现存约167篇，其中产生于三人以上集体创作形式中的有9篇，产生于文人集团中的有74篇，共占49.7%，诗现存约284首，作于三人以上集体创作形式中的有65首，作于文人集团中的有103首，共占59.2%，可见这一创作形式在当时的重要性。
　　关于江淹在永明时期的身份地位，有三方面情况值得特别提出。首先，他永明五年（一般认为永明文学是从这一年开始走向兴盛）时44岁，永明时期活跃的作家中，除沈约是47岁、比他略大外，其余范云37岁，刘绘30岁，任P28岁，萧衍24岁，谢I24岁、王融21岁，都比他小得多。其次，他在刘宋时已取得很高的成就，获得了盛名，而别的作家基本上都是永明年间成名的，就是沈约在宋时也还没有十分出色的作品。最后，他在永明年间官骁骑将军，据《宋书・百官志》，这一官职是四品，《南齐书・何戢传》载武帝欲加何戢常侍，褚渊不同意，说：“若帖以骁、游亦为不少”［2］584，可见骁骑将军地位不低。而在永明五年至十一年期间，沈约先后任太子家令、中书郎、太子右卫率（七品）、尚书左丞（六品）、御史中丞（五品），谢I先后任太子舍人（七品）、随王文学（六品），范云先后任尚书殿中郎（六品）、子良记室参军（七品），任P先后任子良记室参军（七品），尚书殿中郎（六品），王融先后任丹阳丞（八品）、中书郎（六品）。总的说江淹和多数永明作家在官阶地位上也是有明显差异的。
　　在阅读江淹作品及有关他的史料的过程中，我渐渐形成一个印象：江淹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孤僻、狷介的人；从现代心理学的观点看，他有近似自我封闭的心理倾向。下面我试图从几个方面对此加以证明。
　　江淹的这种性格心理特征在他的作品中有明显表现。他经常直接表达自己孤高自守、不愿随世俗俯仰浮沉的决心，例如“宁归骨于松柏，不买名于城市”（《去故乡赋》）、“请学碧灵草，终岁自芬芳”（《还故园》）、“方学松柏隐，羞逐市井名”（《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暮心欲谁寄，江皋桂有丛”（《外兵舅夜集》）、“虽不敏而无操，愿从兰芬与玉坚”（《江上之山赋》）、“拾一代而笑浅，访古人而求深”（《伤友人赋》）、“信规行之未旷，知矩步之已难。虽河北之爽垲，犹橘柚之不迁。及年岁之未晏，愿匡坐于霸山”（《哀千里赋》）、“学不为人，交不苟合”（《自序传》）等等。还有很多时候是托物言志，如“杜衡念无沫，石兰终不暌”（《冬尽难离和丘长史》）、“乃御秋风之独秀，值日秋露之余芬。出万枝而更明，冠众f而不群”（《金灯草赋》）、“冠百草而绝群，出异类之众伙”（《莲花赋》）、“使杜衡可剪而弃，夫何贵于芬芳”（《应谢主簿骚体》）等。而在他的两篇书信《报袁叔明书》和《与交友论隐书》中，这种思想更是抒发得淋漓尽致。
　　江淹自称“仆本恨人”（《恨赋》）、“忧人”（《从建平王游纪南城》），他的作品中充满了愁怨嗟恨的内容。从这种情况反复出现来看，这不是为文造情，而是他的真实的思想性格的表现。这种特异的心理思维特征有利于他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抉发出人类情感的幽微世界，但是就一个生活于现实世界中的人来说，总是处于消极负面的情绪中，这样的心理素质是不健康的。从他的这种心理素质，也可以推出他性格上的另一种缺陷。像这样习惯于独自咀嚼自己的情感体验、经常沉浸在悲伤中的人，一般而言不大容易得到周围人的理解，他们与别人相处交流会比较困难。这自然会促使他形成孤僻固执的不良性格。另一方面，这种性格反过来又会使他更难以与别人接近，而且更增加了他精神痛苦的程度。他的诗文中有很多便抒发了他因孤独而产生的内心痛苦。
　　江淹的文学创作具有独特的风格，本文不打算对此作全面分析，只提出两点。第一，他善于营造幽峭、荒僻、寒苦的艺术境界。例如“蔓草萦骨，拱木敛魂”、“摇风忽起，百日西匿。陇雁少飞，岱云寡色”（《恨赋》）、“云清冷而多绪，风萧条而无端。猿之吟兮日光迥，之啼兮月色寒”（《去故乡赋》）、“惟江南兮丘墟，遥万里兮长芜。带封狐兮上景，连雄虺兮苍梧。……上皓皓以临月，下淫淫而愁雨。奔水潦于远谷，汨木石於深屿。鹰隼战而橹巢，鼋鼍怖而穴处”（《思北归赋》）、“崩隍千仞，毁冢万年”（《青苔赋》）、“日落长沙渚，曾阴万里生”（《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寒郊无留影，秋日悬清光”（《望荆山》）、“万壑共驰骛，百谷争往来。鹰隼既厉翼，蛟鱼亦曝鳃。崩壁迭枕卧，崭石屡盘回”（《渡泉峤出诸山之顶》）。其次，他喜欢使用奇特的句法、生僻的字词，形成一种拙涩生新的风格。例如“意夺神骇，心折骨惊”、“孤臣危涕，孽子坠心”、“忧而填骨,思兮乱神”、“道尺折而寸断，魂十逝而九伤”等。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难字僻字，有时甚至是大量拼凑堆砌（如《学梁王兔园赋》等篇）。钱钟书《谈艺录》中论作家人格与作品风格的关系说：“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3］根据这一观点，他的创作风格也可以作为论据证明本文上述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