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和汉语研究的方法论(6)

  来源: 中国汉学网

汉语的语法研究为什么会偏离“字”这种结构本位？这与学术研究的传统和语言研究对象的变化都有密切的关系。传统的汉语研究以“字”为本位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不研究语句的结构；以书面语为研究对象，而不管在魏晋时期就已开始发展起来的、与文言文不一致的口语。这两点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距离越来越大。鸦片战争以后，社会要求言文一致，要求研究一直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文，“所望吾国好学深思之士，广搜各国最近文法之书，择取精义，为一中国文法，以演明今日通用之言语”（孙中山，１９１８）。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我们自己又没有相应的研究传统，就只能到印欧系语言的研究中去找理论、找方法，因而从《马氏文通》开始的中国语法学就用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来观察汉语，使汉语研究中出现了一种特有的“印欧语的眼光”。


    什么是“印欧语的眼光”？朱德熙（１９８５）认为它就是“把印欧语所有而为汉语所无的东西强加给汉语”。但是，什么是“有”？什么是“无”？这里没有一种客观的鉴别标准，不同的人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理解。所谓“眼光”，实质上就是观察语言结构的一种宏观的观察点，与编码的特定视角有关，因此确定“眼光”的客观标准应该是语言的结构常数或结构关联的基点。印欧系语言的结构常数“１”在句法层面，由“１个句子＝１个主语×１个谓语”的“１”控制着整个语言的结构（徐通锵，１９９１，５６－５９），因此“印欧语的眼光”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以词为基本结构单位的“主语－谓语”的结构框架和与此相联系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划分。汉语研究舍“字”而取“词”，实质上就是要以这一套理论体系为观察点来改造汉语的结构，使之适合于印欧系语言的结构框架。《马氏文通》开始形成了这种“眼光”，但由于它与语言事实有矛盾，因而其后不久人们又想摆脱这种“眼光”束缚陈承泽，１９２２，１４）。汉语的语法研究就是在这种束缚和反束缚的矛盾和竞争中发展的，而矛盾和竞争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处理词和与此相关的问题。《马氏文
通》是字、词并用，“字”指结构单位，而用“词”指结构单位的功能，说明它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汉语研究的影响。完全抛弃“字”而改用“词”，始自黎锦熙（１９２４，２－３）的《新著国语文法》，认为“文法中分别词类，是把词作单位；不问他是一个字或是几个字，只要是表示一个观念的，便叫做词”“词就是说话的时候表示思想中一个观念的‘语词’。”从此以后，“字”就被逐出语言的研究，清除了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的一个障碍。为什么“《新著国语文法》的英文法面貌颇浓厚、颇狰狞”（黎锦熙在解放后为该书写的序言）？这与“词”观念的确立是相互呼应的。这些研究在方法论上偏重于模仿，不大注意汉语本身的特点，难以满足汉语研究的需要，因而在三十年代引发出一场文法革新问题的讨论，强调汉语特点的研究。这次讨论很有价值，是试图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的一次尝试，虽然由于各方面的条件不成熟，“摆脱”的意识也还比较薄弱，没有找到解决词类问题和词类与句子成分的关系问题的办法，但为四十年代的汉语语法研究进行了必要的理论和思想准备。四十年代以王力、吕叔湘和高名凯为代表的汉语语法研究比较强调汉语的特点，在某些方面已经突破了“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而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这主要是：句法结构的研究已突破印欧语的动词中心说，分出名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和动词谓语句三种类型；在动词谓语中提炼出连动句和兼语句，突破了印欧语的句子只许有一个主语、一个定式动词的结构格局；词类问题的处理也已根据汉语的特点出现了一些松动的办法；比较强调句法语义的研究，等等。当然，每本著作的情况不完全相同，但这些想摆脱印欧语语法理论束缚的趋向是有积极意义的。五十年代的语法研究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主宾语问题的讨论，一件是词类问题的讨论。这两次讨论都主张根据汉语的特点用新兴的结构分析法来研究汉语，反对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的结构（特别表现在词类问题的讨论上），反对语言分析中的语义标准。这些对促进汉语的研究很有意义，避免简单地用汉语的事实给西方的语法理论作注释，不过在反对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结构这一点上却有一些讽刺意味，因为它批判了这一种“印欧语的眼光”（例如汉语实词因没有形态变化而不能分类），却为另一种“印欧语的眼光”的流行和发展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或者说，在批判表层的“印欧语的眼光”的过程中却又深化了深层的“印欧语的眼光”。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谓
语中心，这是对印欧系语言动词中心说的一种改进，“连动”和“兼语”统一为“连谓”，使句子的结构更符合“主语－谓语”结构框架中的只许有一个主语、一个谓语的标准。第二，用语素代替词号作为汉语语法结构的基本单位，把汉语完全纳入结构语法的框架中去研究。这恐怕是“印欧语的眼光”的一种更深沉、更本质的反映。如果说“汉语中没有词但有不同类型的词概念”，那么汉语中不仅没有语素这种单位，而且连这种概念也没有。可能有人会说，“字”就是语素。否！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言现象。第一，语素基本上是一种线性结构，不含非线性的因素：不能有重音，不是语言对现实进行编码的基本单位，即使是词根，没有相应词缀的配合，也无法实现编码的功能；ablaut之类的元音变换(如bring-brang-brung中的i-a-u)是非线性的，但很难把这种“变换”看成为语素，IA模式分析这类问题的失败经验（Hockett，１９４５，９９－１０５）已为此作出了充分的反面说明。和语素相反，“字”是一种非线性结构：“字・音节・意义（概念）”之存在着强制性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声调的使用使得同样复杂程度的单位占比较短的时间”（赵元任，１９７３，
９３），“字”是汉语对现实进行编码的基本单位。第二，语素的功能单纯，只是词的结构要素或表示词的某种特定的句法功能，而“字”是汉语结构的枢纽，是语音、语汇、语义、语法的交汇点，因而是各个层面的基本结构单位。第三，一个“字”中可以包含若干个不同的词，而语素绝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构。“字”与语素实际上是不能进行类比的两个不同类型的范畴。把语素作为汉语语法的基本结构单位，实际上就是把汉语中不存在的东西作为结构单位，以此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语法体系可能很精致，但不实用，与汉语的实际状况有很大的距离。我们这里对五十年代以来的“印欧语的眼光”问题之所以讲得比较多，就是因为这涉及那些反对“印欧语的眼光”的学者的“印欧语的眼光”。我们从学习语言学的第一天起就在接受印欧系语言理论和方法的熏陶，对“印欧语的眼光”已经习以为常，不是主观上想摆脱就能摆脱得了的。我们非常反对汉语研究中的“印语的眼光”，但在评述“四”以来的汉语语法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时却是用这种“眼光”来分析有关的问题的（徐通锵，叶蜚声，１９７９），因而分寸的掌握不大准确。朱德熙是反对“印欧语的眼光”最有力的一位学者，但他对汉语的语法结构的看法却打有很深的“印欧语的眼光”的烙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
们现在在这里批评某些传统观念，很可能我们自己也正在不知不觉中受这些传统观念的摆布。这当然只能等将来由别人来纠正了，正所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朱德熙，１９８５）。这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自然也同样适用于本文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