諧聲分析與異讀

  來源: 東方語言學網  潘悟雲

根據諧聲分析，上古同一個韻部，到中古只有一個二等韻，如陽部到中古有二等韻庚，耕部有二等韻耕，之部有二等韻皆，非常整齊。魚部的二等韻為麻，支部的二等韻為佳，但是我們會發現，有不少佳、麻異讀。如『媧、叉、哇、窪、、蝸』等等一大批字上古都屬於魚部，卻有麻佳兩個異讀。為什麼這種異讀會出現於麻、佳，但是很少出現於庚、耕，這就要我們作出解釋。我在『吳語中麻韻與魚韻的歷史層次』以及『『囡』所反映的吳語歷史層次』中作過分析，古代的江東方言中有過一個時期麻佳合韻，至今保存在日本吳音、廈門方言中，在吳語中也部分保存。【廣韻】中的佳麻異讀可看作是這個層次的遺留。

   不過庚耕也會有一些異讀，但是字數很少，這與麻佳異讀現象不一樣。我們在方言中所碰到的例外，如果數量很多，很可能是中古以後才產生的。如果例子很少，有可能是音變例外造成，也有可能是上古形態的遺存。如『氓』中古只有耕韻的讀法，根據諧聲關係，陽部字在中古不可能有耕韻的讀音，耕韻只能來自上古的耕部。但是聲符『亡』則是陽部字，如果死扣段玉裁的『同聲必同部』， 『氓』在上古只能屬於陽部。這個矛盾應該怎麼解釋呢？

    去年北大那場風波中，郭錫良老先生就『氓』的上古韻部問題撰文對我進行了批評。我在拙作中把『氓』歸作耕部，郭錫良老先生根據同聲必同部之說，認為『氓』是陽部字，他認為我連『氓』的歸部問題都不知道，可見我的音韻學水平之低下，由此類推梅祖麟對音韻學也是一竅不通。事後，好幾位朋友問我為什麼要把『氓』歸作耕部，他們知道我決不會如郭錫良老先生所說的連音韻學常識都不懂，所以我的歸部一定是有自己的理由的。我對他們一一作了解釋。不過我懶得撰文與郭老先生理論，因為我的歸部理由本來就是語言學意義上的諧聲分析的常識。後來問的人多了，才知道對這種常識並不是人人都知道的。這兩天在東方語言學網上看到修鴻、莊子等仁兄的討論，不禁想起郭老先生的錯誤來，沒有現代語言學意義上的諧聲分析，不要說音韻學會搞不通，對於現代方言的解釋也會產生問題的。於是我就連帶講一下諧聲分析的問題。不過得說清楚，我這是對修鴻等人的帖子而發，決不是針對郭老先生，我沒那份興趣。

   有兩種意義上的諧聲分析，一種是語文學的，一種是語言學的。

   嚴格說來，語言學意義上的諧聲分析是從董同的【上古音韻表稿】開始的。語言學意義上的諧聲分析的特點，是把諧聲作為一個系統與結構進行分析，從諧聲行為總結出諧聲原則來指導整個上古音系的構擬。我們把所有可靠的諧聲字按上古韻部分類，看每個上古韻部中包括哪些中古韻，結果我們會發現一些非常規則的諧聲原則來。

    例如：同一個韻部只包括一個中古二等韻。同一個韻部只包括一個中古一等韻或純四等韻。一等韻與純四等韻互補，有一等韻的上古韻部沒有四等韻，有四等韻的上古韻部沒有一等韻，如上古支部有四等齊韻，卻沒有中古一等韻，上古魚部有一等模韻卻沒有四等韻。這條規則很重要，董同就是根據這條原則把傳統的元部分為兩個支派。後來包擬古-白一平與鄭張尚芳進而根據這條原則把傳統的歌、月、元都一分為二，我的書中分別把它們叫作歌1、月1、元1與歌2、月2、元2。在歌2中有四等齊韻，在歌1中有一等歌韻。修鴻所說的『釃』就屬於歌2。上古歌2到中古四等有齊韻，二等有佳韻，三等有支韻，與支部相同。

    但是為什麼我們說它們是歌2，而不是支部字呢？道理很簡單，這兩個部到中古雖然合流了，但是在漢代韻文中這兩個部的字互相不押韻。從『麗、徙』得聲的字中不出現於先秦韻文的韻腳，但是在漢代韻文中它們只與歌部字押韻，而不與支部字押韻。，『釃』在古代的字書、韻書中讀支韻，但是許多方言讀音說明它很可能有一個生母佳韻的讀音，只不過這些字書與韻書失收而已。例如它在北京話中有shai和shi兩讀，一為佳韻，一為支韻。溫州話的『釃酒』中讀sa，正讀佳韻。做學問有字書派，有材料派。字書派只相信死的字書，他們不知道字書的音也是當時活的語言的記錄，字書的作者有可能只記錄自己母語或他們所熟悉方言中的讀音。

    另外一些異讀存在於其他方言，如『釃』的佳韻一讀存在於北京話、溫州話與閩語，但不存在於中原的一些方言。不過佳韻的異讀不一定存在於上古，它們有可能是中途的變化。歌2帶短元音的一類變作中古的支韻：el>ei>e>ie>。帶長元音中的一類變作中古的佳韻：el>ei>ai。像『釃』的佳韻一讀我更相信是中途的變化。

   類似的情況是『氓』字，北京有mang、meng兩讀，後者對應於【廣韻】的莫耕切一讀，前者對應於【廣韻】失收的明母唐韻讀音，『氓』的或體『m』在【篇】又x郎切，正是這個讀音。【廣韻】讀耕韻的除『氓』以外，還有『萌』字。它們都是常用字，所以我更相信『氓』在上古就有陽部、耕部兩個讀音，前個讀音在【廣韻】一系韻書中失收，在北京等地方言中保留下來。段玉裁的同聲必同部是一個了不起的發現，但是實際的諧聲現象比這要得雜得多。

   至此，我與郭老先生的分歧也就出來了。郭老先生相信字書，【說文】上『氓』從『亡』得聲，段玉裁又說過同聲必同部，所以『氓』在上古是陽部字。我則比較相信活的語言材料，北京話中『氓』有兩個讀音，總應該有它們的歷史來源。我相信『氓』在上古有一個陽部的讀音，在北京話中讀mang，但是一定還有一個耕部的讀音，可以解釋【廣韻】中的莫耕切以及北京話中的meng。此外，我堅信諧聲是成系統，有百上千的例子可以證明來源於上古陽部的中古二等韻是庚，來源上古耕部的中古二等韻是耕。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基石是新語法學派假設，根據這個假設，上古陽部字中變成中古二等的是庚韻，如果有例外，那一定是有原因的。現在碰到『氓』在中古讀耕韻，我們就要對它作出解釋。

   『氓』又作『m』『萌』。【方言】『氓，民也』，【說文】『民，眾氓也』，『氓』與『民』構成一個詞族。『氓』在藏文中的同源詞為dmangs（百姓），『民』在藏文中的同源詞為mi（人）。『民』的上古音為*ming>min，在漢語的詞族結構中，陽部ang一般不與真2部*-ing發生詞族關係，所以與『民』發生關係的正是『氓』的另一形式*meng。

   講了這麼多可以總結一下，音韻學研究的一個目的就是為了解釋話的方言材料。漢語方言中如果存在層次，就要搞清楚它們的來歷。它們或者有上古的來源，那是同一個詞的不同形態。或者是中途的變化，而這種變化有的發生在中古，有的發生在上古。像『釃』變作佳韻，正與它的支韻讀音同屬上古的歌2部。所以，如果認為它的佳韻是後來產生的，那麼產生的時間一定在上古期。這種分析，都離不開諧聲分析的方法，我們在上面提到『釃』的魚韻讀韻是一個懸案，也正是從諧聲分析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