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声符”(1)

  来源: 国学文化

形声字中的“声符”是理解、认识形声字的关键，从造字的历史来看，声符最初是表音的，后来语音变化而出现不表音的种种情况；形声字的“声符”是表音的，也有兼表意的，但不是全部。如清人王筠《说文句读》所说：“工、可第取其声，毫无意义，此例之最纯者，推而广之，则有声兼意者矣。”从右文的研究来看，真正表意的声符是那些声符为文字之母、后起加形孳乳分化出的形声字的声符，这其中的情形又较为复杂，“右文说”的兴起正是为了探讨这一问题。宋元学者的词源学研究是从“右文”研究开始的，在文字学史上颇具特色，系统总结研究这一问题，对今天词源学问题的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右文说的起始
　　
　　汉代许慎《说文》分析文字有所谓“亦声字”，这些字都是声符既表意又表音的，此外，《说文》“硬俊薄“句部”、“派部”等部在后人看来，实际上是以声符为部目，所收的字(有会意字，也有亦声字)也都是“右文说”研究的对象。但这在《说文》还不是自觉的。晋人杨泉《物理论》所谓：“在金曰裕在草木曰眨在人曰帧！苯以“印蔽声符的字加以贯通，学界一般认为这是“右文说”的发端。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右文”研究，始于宋代王子韶。从文献记载看，王子韶的《字解》与王安石的《字说》同时，是与王安石《字说》相对的一部著作，是以重新审视形声字声符为主要目的的著作。据《宣和书谱》(卷6)记载：“方王安石以字书行于天下，而子韶亦作《字解》二十卷，大抵与王安石之书相违背，故其解藏于家而不传。”《字解》已不传，但其解字的思想，其关于汉字形义关系分析的基本观点保存在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其基本观点认为形声字的声符不仅表声，而且表义：
　　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字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
　　此说为大家所共知，是关于“右文说”理论较早的、阐述较为清楚的观点之一，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较大。王圣美的文字研究不像王安石仅从一字一形着眼，就字论字，而是系统归纳排比从同一声符的一组形声字，寻求它们的意义上的共同点，王氏归纳一组同一声符的形声字后发现：“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即形声字声符于字义的表达为关键。对一组形声字而言，形符与声符各有系统，不可一概而论。这一点远远高于王安石的《字说》。王圣美的这一发现启发了后来学者的形声字研究，由此而形成专门探讨形声字声符表意问题的学派――右文说，进而由此探讨汉语词源诸问题。宋代王观国《学林》(卷5)则更以形声字声符为字母，进一步总结出“字母”说，具体为字母加形说、省形用母说：
　　陶撸字母也，加金则为停加火则为危加瓦则为希加目则为幔加黑则为狻７彩∥恼撸省其所加之偏旁，但用字母，则众义该矣。亦如田者，字母也，或为畋猎之畋，或为佃田之佃。若用省文，惟以田字该之，他皆类此。
　　王观国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字母加形说”的价值在于，王观国看出了声符为形声字之母、而偏旁为后加的这一文字演变的事实，这是很了不起的。这一观点完全符合汉字演变的实际，这是“右文”研究中的一大突破，它标志着形声字研究中史的观念的确立，文字分化孳乳意识的出现，为后来学者的深入探讨提供了新的思路。王观国的“省形用母说”看到的是另一种情况：即汉字使用中存在着省掉形旁而仅使用声符的现象，有的学者称此为“省形借声”，有的学者称此为“声符替代字”[1]113，汉字使用中确实存在这种写字写半边(声符)的现象。但王观国的研究告诉我们这不是省形借声或“声符替代字”，而是省形用声。仔细考察王观国所举例字，我们发现它所反映的实际上是早期文字使用中的一种情况。王氏所谓省文，实际上是较早的古字，而他所谓的不省的字，实际上是后起的加形字。从文献用例看，田，或用为畋猎之畋，或用为佃田之佃，古均用“田”字，后来文字分化，加形而有“畋”与“佃”，“畋”与“佃”通行后，而文献中仍然有用“田”指“畋、佃”的，这应是古字的沿用，因此才有王观国所谓的省文说。王氏此说实际是以后来文字分析古代文字使用情况的结果，虽将文字古今语料混起来看，但其探讨文字演化、使用的基本思路为我们认识汉字的发展历史提供了借鉴。
　　宋代郑樵《六书略》对形声字声符的研究颇具特色，提出了形声字演变中的“母子衍生说”，探讨了“声兼意”等问题。其“母子衍生说”以为文有子母，子母是相生的，以母统子，母能生而子不能生，这是郑樵探讨出的“制字之旨”。汉儒说文解字之失正在于此。郑樵在《通志・七音略・七音序》中指出：“汉儒识文字而不识子母，则失制字之旨。……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汉儒知以说文解字，而不知文有子母。生字为母，从母为子，子母不分，所以失制字之旨。”郑樵据其子母理论将《说文》的540母剔去不能生之子210类，而余330为字之母，以“八百七十子，为声之主”。这些主声之子与主类之母“合千二百文”以成新字，以“成无穷之字”。郑樵的文字子母理论主要还是就谐声、会意(郑氏虽也提到转注，但其所谓转注与谐声相一致)而言的，而为子、为母之文要么是象形，要么是指事。从文字演化历史来看，郑氏的文字子母说虽包含有一定的文字演变的历史观念，如其以二母相合为会意，以一子一母为谐声，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谐声字的产生较为复杂，有一些字的声符(即郑氏所谓文之子)早于其所从的谐声字产生，从演化历史看，这些声符应该是母而不是子。这是郑氏没有看到的。从这一点来看，郑樵的以声符为子的观点比王观国的“字母”说要差得多；再者，郑氏的子母相生仅限于由象形或指事之文生成会意、谐声之字，而由文生成的字是不能再生的，这是郑氏的“子母相生说”的局限所在。
　　探讨形声字中的“声兼意”问题，是郑樵着力的另一工作。《六书略・谐声第五》专门有“声兼意”一节，郑樵共收了373个他认为是声兼意的字。从《六书略》的分析以及所引《说文》释义看，郑樵所谓的声兼意字有一些是《说文》中的会意字，有些是亦声字，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所谓的“会意兼形声也”，还有些是《说文》以为是形声字而后来的研究者多以为是“形声而兼会意”的。从郑樵的解释看出，郑氏知道这些字中有一些是后起的分化字。如“云、雷”，《六书略》注曰：“臣按，古云作云，雷作回，皆象其形。……后人借云为云曰之云，回为回旋之回，故于云、雷复加‘雨’以别。”“┞砦莫”，《六书略》注曰：“《说文》：‘马赤鬣缟身，目若黄金，名曰┞砦莫，古皇之乘，周文王时，犬戎献之。’引《春秋传》‘文马百驷。’‘画马也，西伯献纣以全其身。’或书作┪穆愍。”其他如“娶、婚、姻、渔、驷、佃、仟、谊、警”等等。郑氏以后起分化字为声兼意字，并看出了这部分字为古字的后起加形字，为后起的分化字，这一点与王观国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六书略・谐声第五》又有“母主声”一节，共收字21个，按照郑樵的子母衍生理论，母主意，这些字的母又主声，因此也应列入声兼意之列。实际上郑樵在收字时已有重叠，如“筑”字，既收入“声兼意”一节，又列入“母主声”一节。又据清代焦摺侗食恕肪6有郑樵论六书数则：“《记》曰：祖者，且也。祖非从且，凡捉阒类从且，徂祖之类从且，徂祖无且义。又曰：刑者，┴樾酞也。若刑之从井，而有┴樾酞之义，则匾病⒕也、耕也，亦可曰刑乎?又曰：富也者，福也。若富之从伲而有福之义，则辐也、幅也、副也，亦可曰福乎?”此例说明郑樵对声兼意的认识是有限的。他所谓的声兼意是就某几个单字而言的，还没有形声声符整体贯通研究的意识。
　　宋代张世南《游宦纪闻》(卷9)于“右文”研究也有创获，张氏指出：
　　王金陵《字说》之作，率多牵合，固不免坡公之讥。建炎间，莆中郑樵字渔仲，作《六书略》，……约以简易，而尽得作字之义矣。自《说文》以字画左旁为类，而《玉篇》从之，不知右旁亦多以类相从，如戋有浅小之义，故水之可涉者为浅，疾而有所不足者为残，货而不足贵重者为贱，木而轻薄者为栈。青字有精明之义，故日之无障蔽者为晴，水之无混浊者为清，目之能明见者为睛，米之去粗皮者为精。凡此皆可类求，聊述两端，以见其凡。
　　张氏颇为推崇郑樵的学说，但其基本精神仍然与王圣美的“右文”之说相一致，张氏进一步的总结论述得出从同一声符的字其声符“多以类相求”、“可类求”这一结论，即排比同一声符的形声字，即可求出其意义的大类。
　　
　　二、右文说的长足发展
　　
　　宋末元初戴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右文”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标志着“右文说”的长足发展，其关于“右文说”的基本理论奠定了后来“右文说”研究，以及词源学研究的基础。戴侗在《六书故》中从形声字声符入手，梳理初文和孳生字之间的关系，探讨形声字产生的几种途径，区分不同情况，系联了不少同声符的形声字，他所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同源词的系联工作。
　　《六书故》中凡明言“×之谐声”的谐声字，按戴侗的观点，都要求其义与声，这类字借形标音，以音表义。但还有部分谐声字(戴侗没有明确指出为谐声，这些字多出现在注释中)，戴侗从声符形体入手，寻求它们的得名之由，探求它们的准确意义。这种方法在《六书故・六书通释》中称之为“六书推类而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