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规范化的历史和意义(1)

  来源: 北方教育

导语 “语言文字工作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进步和国际的交往；实现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普及文化教育、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工作效率的一项基础工程，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必须给予高度重视。”（摘自《国务院批转国家语委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请示的通知》1992）
汉字规范化的历史
汉字的规范化不是现在才有的。自从汉字脱离了原始形态成为全社会的交际工具以后，人们就不断对它进行规范。汉字也正是在一次次规范化的推动下不断发展的。考古学的研究表明，原始汉字的萌芽约在6000年前就出现了。传说中的仓颉造字也许就是最早的汉字规范化活动之一。因为任何文字体系都不可能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所能创造出来的，而由少数人对已有的文字体系进行规范化整理倒是有可能的。仓颉也许就是当时参与规范化整理的人中，成绩比较突出的一个。据有人考证，商代前期的文字以图象为主，字画复杂，于是盘庚迁都于殷以后，就进行了一次以简化为主要内容的规范化整理，甲骨文、金文就是在这次规范化整理的基础上形成的。（该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另外，还有西周宣王用《史籀篇》统一当时的文字，于是出现了大篆的说法，但一般认为大篆是春秋战国时期西土秦国的标准性字体。秦统一全国后，“书同文”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官方，李斯等人以秦系大篆为基础，参考古文字，整理出了法定的标准性字体――小篆，在全国颁行；在民间，程邈等人则在广泛搜集民间广为流行的俗字的基础上，整理出了隶书。这两项规范化整理，对汉字的发展进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使汉字体系的规范性程度大大加强。东汉灵帝于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开始刊刻《熹平石经》，把《尚书》、《诗经》、《易经》、《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七种经典刻在石碑上，立于洛阳太学讲堂门外，作为全国读书人读经的范本。这实际上是一个推行隶书的规范化举措。此外，从唐代开始兴起的历代的“字样”之学，则都对楷书的规范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如唐代有颜师古的《字样》、杜延业的《群书新定字样》、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唐玄宗的《开元文字音义》、张参的《五经文字》，宋代有张有的《复古编》等。特别是《干禄字书》，曾被当作科举时代的字体标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文字工作。解放初期就成立了专门机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85年，为适应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需要，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并于1986年制定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任务。40多年来，这个“专门机构”在整理和简化汉字，制订汉字的各项规范性标准，指导汉字的规范化运用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规范化与现代化
实现文字使用的规范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发展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提高物质文明建设的效率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质量等现代化事业，都离不开文字使用的规范化。
当前，世界的发展已经开始进入自动化和信息化时代。随着现代化通讯技术的发展，人们相互交往的地理障碍越来越小，但在文字上的障碍却仍然很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字的规范化工作在当今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现代化的生产、科研和办公都是以文字的规范化为基础的。如果文字系统的标准化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计算机的优越性也就无法发挥出来。因为只有标准化的文字系统，才便于实现计算机的输入、输出、存储、转换、检索等信息处理过程。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打字机的时代，当然不会再失去一个计算机的时代。但这仅仅靠造出若干台计算机是不够的，还须要有一个标准化的文字系统和一大批能按规范化要求使用汉字的、懂计算机的人。特别是人的正字法知识水平，已经成为当前计算机普及过程中的最大障碍之一。
要从根本上解决人才短缺的问题，就应该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尽快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素质水平。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可以大大推动文字规范化水平的提高，但同时，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受到文字规范化水平的制约。就目前而言，教育用字的规范化水平还不容乐观，除了教师和学生的规范化意识需要进一步提高外，社会对学校的负面影响问题也必须抓紧解决。例如当我们费尽心机教育孩子们使用规范字的时候，书店里提供给他们的却是精美诱人的不规范字的字帖――字形和字体不规范的字帖几乎占了所有字帖的90％ 。也正是在这类书店的广告牌上，我们发现了“‘六・一’儿童节，所有书籍8拆销售一个月！”的广告。面对这种现状，我们认为有必要向全社会喊一喊鲁迅先生喊过的：“救救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