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1)

  来源: 中华文史网

家庭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制度，通过对它的解剖，可以透析出当时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思想、文化、道德等各种复杂关系。秦自商鞅变法后逐渐形成的家庭制度，在中国古代家庭发展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人们未曾深刻探讨的一个课题。
  
一、商鞅变法前秦的家庭形态
  
西周春秋时期，社会上层即贵族层、统治者层皆按宗法制组成父家长制集体大家庭。这种大家庭是一个血缘亲属关系复杂、人数众多、组织庞大的宗族集团。宗族集团或异财，或共财，或异财共财相结合。虽然在宗族组织中，有时又分成若干分支家庭，甚至小家庭，但这些个别家庭在社会与政治、经济活动中均不具有独立性格，而是被埋没在宗族体系之中。这种庞大的宗族共同体便构成了西周、春秋时期贵族社会最根本的社会组织。史称“胙之土而命之氏”①，“致邑立宗”②。荀子说：“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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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左传》隐公八年、哀公四年。
②  《左传》隐公八年、袁公四年。
  
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庙。”①可见只有得氏者才为宗，只有领主贵族才能立宗庙，并按宗法结成宗族组织。社会下层即广大“持手而食”的劳动者，则不得立宗庙，因而不行宗法。他们只有“亲昵”与“分亲”家庭，但并不按宗法结成宗族集团。所以说周之宗法实即贵族的“氏族”组织法。
  
周之宗族组织有三个层次：宗一一族(氏)一一家长制大家庭。按宗法结成的宗族组织，与父家长制大家庭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父家长是宗族下的大家长，他有大家庭。宗族长及大家长奴役着众多子弟、宗族成员以及非血缘的私属家庭。宗族的一切权位(包括宗族长权、政治权、经济权等)由宗子继承。宗子对全族成员除了具有强烈的支配权之外，也当然负有收养义务，能否收族也就成为宗子权能否存在与贯彻的根据。宗统与君统的继统原则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②故严辨妻妾、嫡庶便成为宗法之要事。于宗族内分别出大宗、小宗系统，为的是使小宗服从大宗，以确立贵族内部严格的等级秩序，并进而巩固其宗族的统治权位。由上述看来，并非所有的血缘亲属关系皆可归之于宗法。宗法制自有其特定的内涵。它的基础是领主世禄制，它的核心乃在于宗子法。“致邑立宗”，一语道破了宗法的要害。邑是宗的依托，无其邑则无其宗，亡其宗也便失其邑。不论哪一级贵族，既得一邑土，也就自成一宗(族)了。
  
西周、春秋时期的家庭形态，除了宗法贵族集体大家庭之外，另有庶民、奴隶等个体家庭，但无经济、政治上的独立性，尚被包容于宗法大家以及各类共同体(如村社)外壳之中。未来历史发展的轨迹便是大家破灭，个体小家独立而成为支配社会的主体结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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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苟子・礼论》。
  ②  《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商经济繁兴，人口流动性加大，个体劳动渐成为主要方式，加以国家实行授田制，遂使小家庭渐渐在经济上独立，形成了摧垮一切共同体躯壳的强烈爆炸力．同时，政治制度也发生变迁，世官世禄消亡，直接导致了宗法性宗族及其大家庭的毁灭．清人秦蕙田说：“世禄不绝，则宗无削夺。”①世禄不存，宗法氏族也就被扫除了。这不仅是贵族组织的变迁，并且使整个社会家庭制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宗法氏族渐让位于即将形成的封建家族制，集体大家庭亦为新兴的个体直系小家庭所取代。顾炎武对春秋战国之际风俗剧变叹息说：“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②战国时，旧宗法族类离析，宗子败落，非但无收族之力，而且自身也难以为养．成书于战国的《管子・问篇》开列的社会调查项目，充分反映了这个社会现实：“问宗子之收昆弟，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一一宗子或可勉强收族，或竟贫到依附他人，已徒有其名而无其实；“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一一族已离散，贫无可依，莫明其何族之人，血缘纽带已崩解断裂；“余子父母存，不养而出离者，几何人?”一一父母已无力控制家庭成员，昔日宗子大家长的盛气已烟消云散。
  
秦在商鞅变法前，宗法制的残余，与宗法有密切联系的旧家庭制度的残余，奴主父家长的支配权均较多的存在着，社会家庭风俗还比较原始落后，直系小家庭虽然存在，但是并未真正独立，也未分析到最小限度，这就是商鞅变法改革家庭制度所面．临的社会家庭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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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五礼通考・嘉礼・饮食礼》。
②  《日知录》卷一三《周末风俗》。

二、商鞅变法后秦的社会家庭政策
  
(一)分异法与推行最小型家庭制度
  
在宗法制度下，“昆弟之义无分”①。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对家庭制度严厉推行分户析居的改革政策，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②，把家庭单位强令分析到最细小程度，这是对宗法制度的彻底否定。
  
秦的分户政策自商鞅变法开其端，直至秦末，贯彻始终。这可由下述情况得以证实。首先，秦的名籍一般都记有家庭成员的婚姻、长幼等情况。秦简《封诊式》“封守”条记一个士伍甲家，亲属共四口人，除甲夫妻外，没有已婚成年男子，有一大女子，还特注明“未有夫”。这说明秦子辈成年尤其已婚大抵是要出分另立门户的。《封诊式》称：“甲亲子同里士伍丙。”从特别注明“同里”，可知父子有不同里者。“同里”是指父子在最基层行政编组中的关系，但是同里并不等于同家，父与成年男子分居，都以户主身份列名国版。其次，出土秦律“同居”概念尤值得注意。《汉书・惠帝纪》注云：“同居，谓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见与同居业者。”也就是说，父母及妻子最近层直系亲属皆不可谓“同居”；兄弟及兄弟之子等旁系间，若现同居共财业者则可称为“同居”。而秦简所谓“与同居”、“父子同居”，皆系表示共同生活的财产关系。秦律既称“父子同居”，可见把父子也列为同居关系，这是秦汉“同居”概念的最大不同点。这反映出秦取最小型家庭形态，至汉小家庭范围有扩大的趋势；在秦以夫妻为核心的小家庭下，父子关系比汉较为疏远，重财产生活关系而不重血统。再次，秦简《日书》云：“离日……唯利以分异。”对分异规定有可供选择的良辰吉日，这是因为分异乃当时社会习见之事，所以才成为日者们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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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仪礼・丧服》传。
  ②  《史记・商君列传》。
  
汉初仍袭秦分异之风。贾谊说：“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人汉，“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其甚者杀父兄矣”①。《汉书・地理志》云：“河内好生分。”社会上层也流行分异之事，陆贾分财五男事可证。汉初父子分异虽是承秦而来的一种自然社会趋势，但是政府已不加提倡。汉惠帝令“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②。在社会上也产生了非难分异的论调，贾谊便是代表人物。在一定社会范围内，家庭组织有扩大的趋势，自先秦传下来的旧宗族残余势力也乘机复燃。至汉武时，也只是适应新的社会形势而强令徙强宗大姓，不得聚族而居，并未涉及小家庭的细分问题。自昭、宣而后，尤其是元、成以降，似以提倡同居共财，封建大家族制已渐形成。东汉则大力宣扬并鼓励数代同居共财。应劭以为“凡同居，上也”③，“察孝廉，父别居”④，已为世所轻贱而不容。至三国魏明帝诏陈群、刘劭制作魏律，则明定“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⑤。
  
(二)移风易俗的“父子有别”、“男女有别”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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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汉书・贾谊传》。
  ②  《汉书・惠帝纪》。
  ③  《风俗通义・过誉》。
  ④  葛洪：《抱朴子・审举》。
  ⑤  《晋书・刑法志》。
  
商鞅第二次变法提出：“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这项改革是很成功的，商鞅也为此最自负。他说：“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①秦的“戎翟之俗”，可从商鞅变法后贵族层中仍然存在的一些风俗来窥知其一二。秦昭王母宣太后，在他的丈夫死后，与义渠戎王“乱，有二子”②。宣太后还曾长期私爱魏丑夫。太后病将死，并令以为殉。足见当时寡妇们有私情人并不受社会的非难。这已是商鞅变法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事了，可以想见当其变法之际此风当尤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