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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三联周刊 秦国自战国中期孝公用商鞅变法后，国力日渐强盛。孝公死后，商鞅被政敌诬陷而遭车裂。《韩非子・定法》提到:“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章太炎在《商鞅》一文中所言，“法者”，“制度之大名”。商鞅变法，是实行政治改革，其中包括法律制度。他提出“不法古，不修今”的口号，认为效法古代则落后于时代，保守现状就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从历史观上为法家变法革新和实行“法治”提供了有利的依据。
陈抗生说，中国政治思想开始与法治思想走到一起，秦律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
自秦孝公死后，中经惠王、武王、昭王等，及至秦二世亡国，历时130余年。其中为丞相、相国者，有张仪、樗里子、甘茂……吕不韦、李斯、赵高等人，他们来历不同，政治主张也不尽一致，虽然不能说法家在当时是统治地位，但是从秦孝公以来的制度，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包括律令在内的法律得到发展，秦法已经是总结前代的法律令而来，相当成熟全面。
秦始皇更是坚持“明法度，定律令”，通过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等手段，建立了“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
陈抗生提到，后代评说给秦始皇留下“焚书坑儒”的骂名，而对历史学家来说，真实的秦始皇除了李斯以法家思想影响他以外，五德始终说和神仙方术之士也十分受宠。《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由此可见秦始皇与儒生的亲密关系。直至始皇晚年，朝中至少还有存着歧见的“博士七十人”。秦始皇于三十四年焚书，三十五年坑儒，曾遭到长子扶苏的反对，说明儒家思想直至秦始皇晚年，仍然对秦的政治生活发生巨大影响。秦朝颁发给官吏的条文，《为吏之道》好似一个“大拼盘”--结合了儒、法、道、墨等各种思想。“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谨慎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
在司法制度上，“汉承秦律”，秦律为后世的法律制度提供了较为完备的基础。秦朝已建立完备的中央、地方司法组织体制。在诉讼形式上根据诉讼人在案件中的地位，分为纠举和告劾两种，类似于现代的公诉与私诉之分。私诉又根据家庭伦理观念分为“公室告”和“非公室告”。审判过程除重口供外，也注意收集证人证言和物证，并对刑讯逼供有所限制。《封诊式》中载有许多勘验调查笔录，即“爰书”，表现出对证据的注重和法医检验、司法鉴定技术水平的高超。秦律还有关于判决及上诉即“读鞫”、“乞鞫”制度以及有关法官责任的细密规定，其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比较发达和完备。秦朝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关心农耕、奖励战功的制度，得到法律明确保护。“这些都是秦律留给后世的积极因素。”
秦律刑罚原则中的刑事责任年龄、累犯加重处罚的原则、集团犯罪加重处罚原则、自首减刑原则、消除犯罪后果减免刑罚的原则，让人惊叹两千年前法律的完备。
只是到了秦二世，赵高专政，李斯为了自保，也贯彻重刑主义，强调深督轻罪。他认为君主只有使用烦苛的刑罚来监督臣民，才能行使自己的绝对权威，就没有人敢欺君犯上了。李斯的法律思想和实践对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商君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为明主而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陈抗生说，韩非用刑以止刑，而李斯为重刑而用重刑，基本背离了法家的初衷，于秦始皇时期的法治相去甚远。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不要以秦王朝后期走向末途的暴政，来想象整个秦王朝的制度。从秦律里边探索它必然强大的原因，或许对于我们更有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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