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初期的“过秦”思潮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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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前期的思想家、政论家贾谊，著有千古名篇《过秦论》，专门论述秦王朝的过失。由于此文为汉代雄文之冠，历代传诵不息，遂造成一种错觉：“过秦”之论为贾谊的“专利”。实则不然。在秦末汉初，讨论亡秦过失，并以之作为新王朝统治的历史借鉴，实为前后相承的政治文化议题，甚至称之为一种社会思潮亦不为过。讨论它的形成原因、主要内容、社会影响，是富有多种意义的命题。  


　　一、“过秦论”形成的原因  


　　如果追溯批判“暴秦”的渊源，可以上溯到战国纷争之时，当时的东方各国甚至习惯于用“虎狼之国”来指代秦国。秦昭王与楚怀王相约会盟，楚国贤大夫屈原劝谏楚怀王不可赴约，理由就是：“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史记・屈原列传》）信陵君魏无忌对魏王分析秦国的特性，也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史记・魏世家》）到秦汉之际，人们对秦朝“暴政”的认识就更加深刻，批判也更为激烈。秦末农民起义就是受压迫的人们以实际行动批判秦朝的暴政，貌似强大的秦朝也终于在全民性的反抗面前迅速土崩瓦解。在著名的“鸿门宴”上，勇将樊哙在项羽面前批评秦朝的失误时就说：“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史记・项羽本纪》）由此可见，“过秦”思潮的出现，有其真实的社会原因，以酷暴为特色的秦朝统治是造成“过秦”思潮的现实基础。  


　　秦亡汉兴之后，出于求治的需要,思想家对秦朝失误的总结是相当深刻的，而且表现出鲜明的人文关怀和资政致治的追求。其中，尤其以陆贾和贾谊的贡献为大。汉朝开国之初，陆贾就在以刀兵得天下的刘邦面前，极力推崇文治教化的作用，刘邦竟然开口大骂：“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毫不客气地反驳：“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幡然悔悟，对陆贾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于是，陆贾“粗述存亡之征”，写出了著作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陆贾列传》）以刘邦这样的草莽英雄，居然接受“逆取顺守”之策作为根本大计,这对于汉政权的稳定是有大功的。以至东汉时期最有个性的思想家王充，虽对古代圣哲多所贬讥，但对陆贾却是尊崇有加：“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论衡・案书篇》）所以,如果从讨论“君臣政治得失”而言，称陆贾为汉初政论第一人也并非虚誉。当然,贾谊的论述自有一番新的境界:“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史记・秦始皇本纪》注引《过秦论》）他还有一句充满历史智慧的论断：“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雠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贾谊集校注・大政上》）以陆贾、贾谊为杰出代表的汉初思想家，以秦朝的速亡为例证，冷静地总结历史，批判暴政,劝谏汉朝统治者改弦更张，调整统治政策,这充分彰显了思想家“先知先觉”的思想价值。  


　　二、“过秦论”的主要内容  


　　汉代的“过秦”论，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其重点所在则有以下三端：   


    批判秦朝的苛法酷刑。陈胜派出的略地河北的将领武臣等人，就曾经以此作为动员当地豪杰共同反秦的理由：“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贾谊也就此三致其意：“秦王怀贪鄙之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他指责秦二世，“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史记・秦始皇本纪》注引《过秦论》）最终导致天下溃乱。  


　　批判秦朝残民以逞。秦朝统治者旷日持久地用兵，大规模地兴建宫殿陵寝，无不以役使百姓为前提，民众不堪其苦。对此，汉初政论家多有论及：“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今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汉书・晁错列传》）秦朝百姓负荷之重、以至于民不聊生，直到汉代中期还不断有人论及，仿佛依然有切肤之痛：“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汉书・严安列传》）“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史记・主父偃列传》）一个政权与民众为敌，其结局只能是在全民性的抗暴怒潮面前解体。  


　　批判秦朝扼杀言路。秦朝推行的文化高压政策，特别是“焚书坑儒”、“诽谤之法”，对善意的批评意见给以残酷无情的镇压，导致了士人离心、天下多怨的局面，在汉代思想家看来，是秦朝速亡的重要原因。贾谊分析说：“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史记・秦始皇本纪》注引《过秦论》）另外一位政论家贾山也持相近观点：“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自不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纵恣行诛，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是以道谀合苟容，比其德则贤于尧舜，课其功则贤于汤武，天下已溃而莫之告也。”（《汉书・贾山传》）秦朝控制舆论、扼杀言路，造成的是万马齐喑的局面，结果是在闭目塞听之中走向了败亡。  


　　三、“过秦论”的社会影响  


　　汉政权建立之初，应该如何治理这个千疮百孔的社会？当时的统治集团并非胸有成竹。“过秦论”的兴盛一时，客观上为统治者提供了历史借鉴。它对于汉初若干政策的制定与调整，起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就治国原则而言，“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汉书・循吏列传》）一句“反秦之敝”道出了汉初政治的奥妙，也折射出“过秦”的现实意义――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究竟是“黄老之学”的影响，还是“过秦论”的产物？恐怕应该仔细思量。“逆取顺守”自此成为历代沿用不替的治国法则，每当在朝代更迭之际就是拨乱反正的立论基石，其影响之大更是有目共睹。  


　　以秦为喻，广开言路，成为汉代一切开明之政的源头活水。汉文帝时期的政论家贾山，“言治乱之道，借秦为谕，名曰《至言》。”在这篇上书中，他历数秦朝的种种失误，特别强调堵塞言论的弊端，“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又乃况于纵欲恣行暴虐，恶闻其过乎！……如此，则人主不得闻其过失矣；弗闻，则社稷危矣。”（《汉书・贾山传》）汉代批评时政的直言不讳之论，往往与“借秦为谕”密切相关。如薛广德上书汉元帝：“窃见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汉书・薛广德列传》）又如直臣梅福进谏汉成帝：“折直士之节，结谏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争，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愿陛下循高祖之轨，杜亡秦之路。”（《汉书・梅福列传》）这些梗直大臣如此出言无忌，就是由于“过秦论”的影响力足以束缚皇帝的个人意志，使之不敢肆意而行。   


    汉代的轻刑安民之政、抑奢尚俭之风，都与汲取秦朝的速亡教训有关，也就是与“过秦论”的积极影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