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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授田制度是战国通例，而以商鞅变法以后的秦国最为典型。统一之后，秦始皇整齐制度，把六国的授田制度统一于秦制之下，云梦秦简《田律》的“入顷刍稿，以其授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稿二石”云云，就是秦统一以后的通制（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7～28页。）。这“授田之数”就是指授予农民的土地数。农民从官府领取土地之后，无论种与不种、收成如何，都要按照每顷刍三石、稿二石的标准缴纳刍、稿。从法权的角度看，这是土地国有制。董仲舒：“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注：《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7页。），系过秦之词，而非自商鞅以来就实行土地私有制。这已是学界的共识，无须赘言。（注：参见吴荣曾《战国授田制研究》，《思想战线》1989年第3期；杜绍顺《关于秦代土地所有制的几个问题》，《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李瑞兰《战国时代国家授田制的由来、特征及作用》，《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林甘泉、童超《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4～94、102～118页；田昌五、臧知非《周秦社会结构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160页。）但是，有秦一代是否都严格实行授田制度？董仲舒所云是否秦代的史影？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秦始皇三十一年曾“使黔首自实田”（注：《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9页。），对此，学术界有两种解释：一是使农民“自行申报所占土地的数量”，国家承认其所申报的土地为合法占有，释“实”为“据实申报”，这是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注：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如林剑鸣《秦汉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页；林甘泉、童超《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5页。）；二是允许农民自由开垦、占有土地，释“实”为充实的意思（注：臧知非：《周秦社会结构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159页。）。若真如此，无论按哪一种解释，均说明从此以后国家放弃了对土地的严格控制，农民可以自由垦田了；农民垦荒也好、纳税也好，不必“以受田之数”按顷交纳，而是按实耕地进行了，授田制度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使黔首自实田”系《集解》引徐广语，只是孤证，显然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秦亡汉兴，刘邦称帝伊始曾下一道著名的“复故爵田宅”诏，其文云：
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辩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军吏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注：《汉书》卷一《高帝纪》，第54页。）
这段话共有三项内容：一是令逃亡山林的流民回归原籍，登记入籍，恢复其原来的也就是在秦朝的爵位田宅；二是把那些因饥饿沦为奴隶的人免为庶人；三是提高军吏卒的爵级及待遇。这标志着西汉全面继承了秦朝的土地制度和军功爵制度，不仅承认秦朝的故爵田宅为合法，而且继续推行军功赐田制。众所周知，秦朝的军功赐田是在授田之外增加土地数量以酬其功，继续推行军功爵制也就意味着继续执行授田制，即使秦始皇因“使黔首自实田”而废弃了授田制，那么刘邦“复故爵田宅”之后也予以了恢复，西汉继续执行授田制度，那些有爵位者可以因此而增加土地，没有爵位的庶人则向官府领取土地。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因缺乏直接的史料，对此难以肯定。张家山汉简的面世终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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