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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网易历史 3、僵滞阶段（成帝到王莽时期）。
西汉水利官署一直在演变。太常、大司农、少府、内史、主爵中尉等都设有主管“陂池灌溉，保守河渠”的都水长丞[19]。汉武帝时，以都水官多，置左右使者各一人[20]。但还没有专管黄河水利的衙署。据《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 29年）派遣河堤使者王延世治河。这是“河堤使者”官名在史籍中的第一次出现。按当时派遣此官前去治河，则此官名至少在这以前就已出现。在成帝时期，还出现了“河堤都尉”[21]官名，说明当时已经建立了一套防止黄河水患的人事制度。但如果没有高素质的人才领导，再好的制度都起不了效果。完全依靠制度，制度的僵滞有时会反过来起负面影响。成帝时期，黄河水患制度开始出现僵滞，不能有效防治水患。此阶段制度僵滞有三个原因：
一是工程负责人人依经办事，僵化理解河道治理。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元帝时代开始，儒家思想成为汉代政权的政治指导思想[22]。为了更有效防止水患，逐渐形成了依经治水制度。《尚书・禹贡》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地理著作，记述了上古大禹治水的事迹，为后世治理河流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成为汉代治水的根据之一[23]。依经治水制度使得政府在选拔治水工程负责人时偏好精通《禹贡》的学者。从临时委派官员到由一定标准选拔治水人才，是一大进步。有依据本可使治河更有效率，但《禹贡》毕竟没有完全反映当时黄河的实际情况，如果盲目依经办事，也会降低治水效率。制度的僵滞在成帝初期开始显露。西汉中后期，黄河堤岸并不不稳固。郭昌发现了问题并开始补救，成效却持续不长。成帝初，清河都尉冯逡上奏说：“顷所以阔无大害者，以屯氏河通，两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灵鸣犊口又益不利，……如有霖雨，旬日不霁，必盈溢。灵鸣犊口在清河东界，所在处下，虽令通利，犹不能为魏郡、清河减损水害。禹非不爱民力，以地形有势，故穿九河，今既灭难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余年，新绝未久，其处易浚。又其口所居高，于以分流杀水力，道里便宜，可复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备非常。又地节时郭昌穿直渠，……宜复穿渠东行。不豫修治，北决病四五郡，南决病十余郡，然后忧之，晚矣。”[24]冯逡的建议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丞相、御史推荐博士许商前去巡视。许商是当时的大数学家和儒家，研究《尚书》，据《汉书・艺文志》，其著《许商算术》二十六卷。派遣他去的原因就是他“善为算，能度功用”[25]。可他并不是水利专家，还喜欢据《尚书》办事，得出结论是：屯氏河是自己冲出来的（这当然就不合《禹贡》的记载了），加上政府的用度不足，没有余钱治理，可以先不疏浚。
到成帝建始四年，没有坚持治理河道的恶果终于暴发。“河果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溢肌⒃ィ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26]
但西汉政府并没有吸取许商泥经拘古的教训，后派他做河堤都尉。成帝鸿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县邑三十一，败官亭民舍四万余所。河堤都尉许商与丞相史孙禁共行视，图方略。孙禁认为：“今河溢之害数倍于前决平原时。今可决平原金堤间，开通大河，令入故笃马河。至海五百余里，水道浚利，又干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余万顷，足以偿所开伤民田庐处，又省吏卒治堤救水，岁三万人以上。”许商却以为：“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余里，今河虽数移徙，不离此域。孙禁所欲开者，在九河南笃马河，失水之迹，处势平夷，旱则淤绝，水则为败，不可许。”[27]
泥经拘古的思想不仅存在于许商身上，在其他重臣言语中也得到了体现。谷永以为：“河，中国之经渎，圣王兴则出图书，王道废则竭绝。今溃溢横流，漂没陵阜，异之大者也。修政以应之，灾变自除。”是时，李寻、解光亦言：“阴气盛则水为之长，故一日之间，昼减夜增，江河满溢，所谓水不润下，虽常于卑下之地，犹日月变见于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众庶见王延世蒙重赏，竞言便巧，不可用。议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决，可且勿塞，以观水势。河欲居之，当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后顺天心而图之，必有成功，而用财力寡。”这些以阴阳五行解灾异的言论最终占据上风，不实行孙禁积极让河流改道的措施，“于是遂止不塞”[28]。
二是外在因素干扰治河制度的实行。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河复决平原，流入济南、千乘，所坏败者半建始时，复遣王延世治之。杜钦说大将军王凤，以为：“前河决，丞相史杨焉言延世受焉术以塞之，蔽不肯见。今独任延世，延世见前塞之易，恐其虑害不深。又审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势各异，不博议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来春桃华水盛，必羡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如此，数郡种不得下，民人流散，盗贼将生，虽重诛延世，无益于事。宜遣焉及将作大匠许商、谏大夫乘马延年杂作。延世与焉必相破坏，深论便宜，以相难极。商、延年皆明计算，能商功利，足以分别是非，择其善而从之，必有成功。”杜钦不知因何原因，游说王凤派遣王延世、杨焉等意见不合者共同治理。王凤不加考察，派遣杨焉等会同王延世治理。虽然这次河决破坏程度仅有建始四年一半，但工程却“六月乃成”[29]。无疑，外在因素干扰，使工程负责人过多，导致他们之间工作效率低下是工程时间长的重要原因。
三是河道治理制度得不到切实执行。河道治理关系到黄河中下游众多郡国的利益，不是某个郡国能够自行解决的。武帝时期瓠子决口地方政府堵塞不住就是一个先例。但此时，黄河堤岸的修筑却依靠地方政府组织。哀帝时，贾让治河三策中提到“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万万”，“濒河堤吏卒郡数千人，伐买薪石之费岁数千万”[30]。可见，即使地方政府花费如此多的人力、金钱，还是阻止不了黄河的水患，故平当建议中央组织疏河。政府曾会同全国水利专家一起商讨治黄事宜，但最终没有结果。
王莽时治河制度彻底崩溃，得不到执行。《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载：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先是，莽恐河决为元城冢墓害。及决东去，元城不忧水，故遂不堤塞。”也许正因为此，在当政期间，王莽虽曾集合全国水利精英商讨研究河患，众人奉献多种应对方案，结果仍然陷于空言，没有一种得到实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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