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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史杂志 三、萧望之处理汉匈民族关系的策略
自汉武帝打败匈奴后，匈奴已不能再对汉朝构成威胁。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有诏书说：“往者匈奴数为边寇，百姓被其害。朕承至尊，未能绥定匈奴。虚闾权渠单于……病死，右贤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虚闾权渠单于子为呼韩邪单于，击杀屠耆堂。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十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此时，朝廷议者多认为“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而时任御史的萧望之，在这个事关匈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却力排众议，宣称：
春秋晋士帅师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而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服孝子，谊足以动诸侯。前单于(指虚闾权渠)慕化乡(向)善称弟(悌)，遣使请求和亲，海内欣然，夷狄莫不闻。未终奉约，不幸为贼臣所杀，今而伐之，是乘乱而幸灾也，彼必奔走远遁。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汉朝)之仁义。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
汉宣帝对关于是乘匈奴“其坏乱举兵灭之”还是“救其灾患”的两种对立观点，反复权衡，采纳了萧望之建议，“竟遣兵护辅呼韩邪单于定其国”。
萧望之不仅主张要对匈奴“救其灾患”，助之“定其国”，还主张要以平等相待。呼韩邪单于复国后，到汉廷来感谢，众公卿议其接待规格，认为“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萧望之又一次力排众议，认为：
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汉朝)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享之福也。《书》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叛臣。信让行乎蛮貉，福祚流于亡穷，万世之长策也。
萧望之关于汉朝应对其他民族平等相待的观点是十分值得肯定的。诚如他所说：各民族是汉朝之外的独立体，汉朝法度难以约束单于，所以就不能视他们为汉朝的臣属，自然也就不能以汉臣相待，应尊单于地位在汉朝的诸侯及诸王之上，即匈奴单于和汉朝皇帝地位平等。就是“外夷稽首称藩”、“称臣”，汉朝也应谦让而不应待之为汉臣。匈奴后嗣不来朝觐，也不能算叛臣。这样相处下去，汉朝的德与信必然影响天下人，那将是造福无穷的“万世之长策”。
汉宣帝又一次采纳了萧望之的建议，下诏说：“盖闻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为政。今匈奴单于称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
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亲自入汉廷觐见汉宣帝。汉宣帝认为这是“自古未之有也”的举国大事，在事前做了周密的接待准备。《汉书》记载说：“汉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发过所七郡郡二千骑，为陈道上。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戾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戟十，安车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Y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礼毕，使使者道单于先行，宿长平……”汉朝接待呼韩邪单于的礼仪超出了他的想像，尤其是承认他掌有印文为“匈奴单于玺”的黄金玺，“宣帝始赐单于印玺，与天子同”。汉朝的印玺制度，只有皇帝皇后诸王侯为金质，由此表明汉宣帝的民族平等联合的立足点是十分坚定和开明的。这是汉匈两族关系的根本转变，由敌对而变为和平友好。
由于汉朝待呼韩邪单于以平等友好，所以在此之后仍在漠北的“郅支单于亦遣使奉献”，以示友好，“汉遇之甚厚”。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汉匈边境实现了真正的和平。《汉书》记载说，汉宣帝去世后，汉元帝主政，汉匈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汉朝边将韩昌、张猛和呼韩邪甚至登诺水东山歃血结盟：“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
四、萧望之处理汉匈关系策略的影响
正是在萧望之关于汉匈关系处理策略的影响下，汉朝的边患问题才真正获得了解决。元帝时，郅支单于西入康居，被击杀，匈奴全归呼韩邪单于统治，汉族与匈奴族人民和睦相处，互相交换各种产品。汉文化和汉族人民的生产技术如计算方法、穿井、机械、修筑房舍等相继传入匈奴，促进了匈奴族生产和生活的进步。匈奴的良马和养马方法也传给了汉族，密切了匈奴与汉的关系。《汉书・匈奴传》盛赞当时是“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
正是在汉匈两族已经和平友好的情况下，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朝廷)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
由此可知，王昭君的“出塞”并非如某些书中所说其“政治使命是恢复中断了一百多年的汉与匈奴之间友好关系”。她是在和平局面已经奠定近二十年的前提下成行的。她出塞的意义在于使汉匈两族之间已经存在的和平友好局面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和平友好期间的“出塞”，不是贿赂，不是屈辱，而是加强友好，所以，王昭君就能发挥出比其他“和亲”者更不一样的效果。她在当地留下了许多美好的传说和记载。她确实为加强汉匈之间的和平友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汉代的“和亲”女纵然有数十人，而人们最记得的还是王昭君。
萧望之的平等交往的民族政策，被历史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汉宣帝承认并亲自授于匈奴单于掌“与天子同”的黄金玺，此后各帝，无不子承父业，继承这个制度。而到了西汉末期，篡了权的王莽企图改匈奴为“恭奴”，把玺改为“章”，匈奴子孙认为这“与臣下无别，愿得故印”。王莽对匈奴政治歧视显而易见，于是汉匈边塞又有“乱起”。幸得王昭君与呼韩邪的后代，奔走南北，进行了不懈的政治斡旋，才弥合了这一民族关系的裂痕。这亦证明，只有按萧望之的设想，匈奴单于和汉朝皇帝以平等相待的友好关系，作为双方恪守的政治制度并坚持下去，才是边境和平、人民友好的万世之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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