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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摘自《历史研究》 当然，说领尚书事制度和中朝官制度之建立与发展主要并非出于君权、相权斗争的需要，并不意味皇帝与宰相没有矛盾，但其矛盾性质大体上都和前述周亚夫、田`等一样，和所谓相权膨胀没有关系。为了避免烦琐，这里只就容易被人误解的哀帝时例子进行剖析。
《汉书》卷十一《哀帝纪》赞曰：哀帝“睹孝成世禄去王室，权柄外移，是故临朝娄诛大臣(指丞相朱傅、王嘉)，欲强主威，以则武、宣”。看来似乎主相权力之争很激烈。可是仔细一分析，第一，所谓成帝时权柄外移，是指移于内辅之臣，即外戚王氏，而非移于宰相，为何哀帝要把怒气发在宰相身上？何况哀帝自己也宠幸内辅之臣董贤，甚至想把帝位禅让给他。可见，屡诛大臣恐怕和成帝之大权外移没有必然联系。说“欲强主威”，也只是班固的一种分析，并无足够根据。第二，即就朱博、王嘉得罪之事研究，也并非由于相权侵犯君权。朱博是因为想讨好哀帝祖母傅太后，接受指令，去陷害另一大臣傅喜，触犯了刑律；而王嘉则因谏诤太直，伤害了哀帝的自尊心。当时因为这类缘故而死的也不只王嘉一人，甚至近臣尚书仆射也不能幸免。这些都带有个人特点，而和宰相权重与否没有关系。关于这一问题有一强证，就是成帝时将丞相独揽大权的三公制改为三公鼎立的宰相制度，然而到哀帝初竟又改了回去，恢复了丞相独尊之局面(均见下)。如果哀帝有意识打击、削弱相权，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综上所述，武帝之后至成哀之间宰相制度的某些变化，领尚书事和中朝官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和武帝前期一样，主要不是出于皇帝削弱相权这一指导思想，而是为了提高统治效率，更有效地进行封建统治。
但有段时期又当别论。这就是从昭帝立(前87年)，至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为止的十九年。在这十九年中，霍光领尚书事，为辅政大臣，一切大权都在他手中，所谓“海内之命断于掌握”。在这期间，宰相权力的确有意识被限制、削弱了，但这是一种极特殊的情况。
武帝晚年，欲立少子弗陵(昭帝)，因弗陵年幼，才八岁，便不得不设辅政大臣。当时丞相田千秋虽“敦厚有智”，然“无他材能术学”，武帝不中意；同时给宫内辅政，只有侍卫之官(即后来的中朝官)方便，宰相总理百政，事务烦杂，又在宫外，也不合适。武帝环顾左右近臣，选中了奉车都尉霍光，以他为大司马、大将军辅政，而副之以车骑将军金日、左将军上官桀。这样，依靠武帝五十多年统治的威望和付托，“政事壹决大将军光”的局面便基本定下来了。但是霍光原来的官位并不高。奉车都尉只不过秩比二千石，资历也不够，所以当过太仆(中二千石)的上官桀不服，伙同御史大夫桑弘羊想搞掉霍光，事件虽迅速平定，却不能不迫使霍光考虑如何对待地位比上官桀、桑弘羊还要高得多的丞相田千秋(时金日已死)和其他大臣。这个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霍光作为昭帝的代理人，不是不希望宰相充分行使权力，提高统治效率，以巩固昭帝和自己的统治；但另方面，霍光原来地位毕竟比丞相、御史大夫、列卿要低，因此代表昭帝指挥百官特别是丞相，不能不有所顾虑。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的措施是：
第一，加强领尚书事的权力。汉武帝时领尚书事大概权力不大，所以史书不载谁担任过这一职务。武帝顾命也未让霍光等领尚书事。可能昭帝立后，霍光等人认为昭帝年幼，无法于百官朝见时处理国事，自己也不便当场代替昭帝向丞相、百官发号施令，最好办法是通过文书上下，加以指挥。于是自封领尚书事，以比较婉转的形式审批丞相、百官的文书，达到辅政的目的。这样，无形中大大加强了领尚书事权力。
第二，由于宰相、列卿地位甚高，霍光在审批他们的文书时便不得不采取谨慎的态度，重新恢复汉武帝前期重用地位低的左右近臣参与谋议的办法。如在上官桀等事件平定后，霍光先后引进张安世、杜延年、田延年为侍卫之臣，作为自己的助手与顾问。《汉书》卷六十《杜延年传》载，杜延年“本大将军霍光吏，首发大奸(指揭发上官桀)，有忠节，由是擢为太仆、右曹、给事中。……吏民上书言便宜，有异，辄下延年平处复奏”。这样便又促进了中朝官制度的完备，而为宣帝以后各朝所沿用。
第三，在任用丞相、御史大夫时霍光都挑虽不乏才干，却胆小怕事，能服从己命者。继田千秋之后为丞相者有王D、杨敞、蔡义，性格均略同；如杨敞，本来还是霍光部下，为大将军长史，经霍光一手提拔，“无劳”而不断升官。以至“议者或言(霍)光置宰相不选贤，苟用可颛制者”。
以上三项措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包含有意识削弱、限制宰相权力的因素在内的。但这不能代表宣帝以后的倾向，而是昭帝一代霍光的特殊身份决定的。宣帝以后即位皇帝均已成年，名正言顺，没有必要用窝窝囊囊的人当宰相；同时虽继承了领尚书事和中朝官制度，也与霍光的意图并不相同，从而赋予的权力也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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