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宰相制度变化：一次适应中央集权发展的改革(6)

  来源: 摘自《历史研究》

那么领尚书事“内辅”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从西汉看，多半是在人事，特别是中央官吏的任免、奖罚、升降。这就涉及“出则监察而董是非”的权力，在这一方面，按制度本来也归宰相掌握。但有的领尚书事干预较多。《汉书》卷八二《王商传》载，王商于成帝初年为丞相，琅邪郡灾害严重，王商派人按问太守，领尚书事王凤嘱王商勿问，商不听，上书请免太守，章奏“寝不下”。此事一方面说明，直接派人审察官吏，根据材料奏劾权本归宰相；然另一方面章奏留中不下又正好是领尚书事在人事任免上影响皇帝，限制宰相权力的反映。这类事情多了，特别在官吏奖惩、赏罚上领尚书事影响皇帝多了（如成帝时的王凤），百官对他便会“侧目而视” 。但这只是领尚书事侵犯宰相一个方面的权力。领尚书事在这一方面的影响，从宣帝以后的西汉历史看来，对它不能估计过高。原因在于领尚书事是“内辅”，其任务和宰相不同，是有弹性的。宰相等于全国的大管家，他对天下诸事都得在呈皇帝审批前作出反应，出主意，想办法，推荐官吏去执行。而领尚书 是辅助皇帝行使君权，如果碰上皇帝精力充沛，事必躬亲，或者对大臣不大放手，领尚书事不但对重大政务，就是在人事上发挥作用也极其有限。如汉宣帝在霍光死后，特别在霍氏谋反平定后，“躬亲政，省尚书事” 。当时丞相是魏相，御史大夫是丙吉，与宣帝配合默契，宣帝“练群臣，核名实，而(魏)相总领众职，甚称上意”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张安世由于特殊原因在任领尚书事几年间人事谋议参与较多外，差不多二十年中，内辅大臣如韩增、许延寿、史高等，都未见有何弄权之事。再如汉哀帝时，外戚丁氏、傅氏先后任大司马等官“辅政”，“然哀帝不甚假以权势”。王夫之说：哀帝“虽宠任丁、傅，而政自己出”。所谓“政自己出”，便是说对宰相关于政策、人事方面的建议，由自己直接决定是否采纳，而不理会辅政大臣的意见。
    固然，汉成帝时情况有所不同，外戚王氏特别王凤为辅政大臣领尚书事，权力颇大。然而具体分析，便会看到成帝赋予王凤大权，并不是出于君权、相权之争(如前所述，成帝和宰相关系基本是融洽的)，而是有其特殊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成帝自“为太子时，以好色闻”，而且“幸酒、乐燕乐，(父)元帝不以为能”。即位后又继续“湛于酒色”，对处理烦杂统治事务估计不大感兴趣。另一面成帝对王凤又颇为信任。早在元帝晚年，作为太子舅父的王凤十分关心太子地位的安危。元帝常有意换太子，靠侍中史丹多次劝谏而未实行。在元帝动摇于废立期间，王凤“与皇后(成帝母)、太子皆忧，不知所出”。王夫之说：这时与成帝“窃窃然忧，翕翕然私语而计者，徒王凤耳”。又说：“人情出于危险之中而思故时之同患者，未有不深信而厚倚之。故成帝一立，而顾瞻在廷，无有如凤之亲己者”。在这种情况下，成帝委王凤以大权，或根据他的意见处理政务，以便自己沉溺酒色，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样，宰相权力的确受到了领尚书事的制约，但这是一种特殊情况，决非出于君权、相权斗争的需要。
    由此可见，领尚书事制度是客观形势发生变化，统治事务日益烦杂后的产物。它的出现虽使宰相行使权力在某些方面、某些时期受到限制，二者存在矛盾；但在西汉一代，它远不具备代替宰相的条件。从基本方面言，领尚书事与宰相互相配合，并行不悖，成为巩固汉武帝以后封建统治的两个极重要的制度。
    中朝官制度情况略同。前面已讲，武帝简拔有才干之士人置于左右，是在新形势下摸索出来的经验。昭帝以后，左右近臣逐步形成中朝官，范围扩大。其主要任务除侍卫皇帝外，便是参与政事谋议。是不是皇帝要用他们来压制宰相和外朝官呢？从宣帝以后情况看，似乎不像。现有材料表明，他们固然有时单独会议或行动，但大多数情况是和外朝官一起商议或行动，特别是重大政事。如元帝时陇西羌反，时逢四方饥馑，如何对付？成帝时无子，立谁为嗣？哀帝时匈奴单于称病不朝，是否将发生变故？均是。而且即使中朝官单独会议，往往最后仍要经外朝官讨论。如《汉书》卷八六《王嘉传》载，王嘉任丞相，有罪，事下将军中朝官集议，孔光等中朝官主交廷尉治罪，然而到哀帝下制最后决定时说的却是：“’票骑将军、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卫尉云等五十人以为’如(孔)光等言可许。’议郎龚(胜)等以为’……宜夺爵土，免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为’……(不当下狱)’”。可见，实际上中朝官集议后，以其意见为基础，又经过中外朝官合议。再如《汉书》卷八三《朱博传》：朱博任丞相，有罪，“诏左将军彭宣与中朝者杂问”，其后“宣等劾奏(朱博)”云云，然而到哀帝下制却说：“’将军、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右将军f望等四十四人以为’如宣等言可许’。谏大夫龚胜等十四人以为’……(同案犯傅晏应重惩)’”。证明同样经过了中外朝官合议。由此可见，宣帝以后中朝官制度之所以得到发展，从其主要方面言，恐怕并非出于压制外朝，削弱宰相权力的指导思想，而是因为中朝官是近臣，人数较少，比较灵活，当时全国事务比汉初烦杂得多，有些大事皇帝拿不定主意时交他们集议，提个初步处理意见供皇帝采择，如果必要再交中外朝合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