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期的黄老之治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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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至今，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西汉初期的“黄老之治”，就是“无为而治”；并用“萧规曹随”的“曹随”、“文帝无为”、“景帝有为”等来阐发“无为而治”；还把“黄老”说成是同时退出历史舞台的，等等。笔者认为，这些说法都欠妥。本文就想对此谈点新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黄老之治”不是“无为而治”，而是“黄帝法家和老子道家之治”

    现在，学术界的主流思想都把“黄老之治”说成“无为而治”。如方尔加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上，讲“汉代国策”时，开场就说：“今天我给大家讲汉代初期的‘无为而治’……这种‘无为而治’实际上用的是历史上一种哲学思想，也就是所谓的‘黄老道家’……它是把老子的思想，老子‘无为’，老子‘顺自然’、‘无为’的思想，和当时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吸收了一些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他讲座的标题径直是“无为而治。"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第一，不能用“无为而治”取代“黄老之治。”西汉初期确曾实行过“黄老之治”，学术界对此无异议，这是传统至今学术界对西汉初期的治国思想的最原始、准确和科学的表述。对“黄老之治”如何理解，可以百家争鸣，如方先生坚持传统的说法，认为“黄老之治”是“无为而治”，作为一家之言，无可厚非。但是，径直用“无为而治”取代“黄老之治”则不妥。因为，如果“黄老之治”真的不能解作“无为而治”，这种做法岂不大错特错?即使“黄老之治”确能解作“无为而治”，这样做在学术方法上也不可取。因为它改变了历史、思想史框架，倒置了历史，违反了做学问的最基本原则―――尊重历史。要知道，我们只能用“无为而治”或什么“其他之治”来说明“黄老之治”，不能用“黄老之治”来说明“无为而治”或什么“其他之治。”历史、思想史的框架不能变，随意改变历史、思想史的框架，有歪曲、篡改和伪造历史之嫌。

    第二，不能把“黄老”说成主要是“老子”或“老子的思想。”如，方先生在讲“无为而治”(“黄老之治”)时，自始至终没有解释“黄”，当时及现在，看过方先生讲座的一些观众，都询问笔者：“‘黄’是什么”或“‘黄’是谁?”我只好给他们解释说：“‘黄’是黄帝，‘黄老’本意是‘黄帝和老子。’”应当指出，方先生在讲“黄老”时，不解释“黄”，不妥。观众还问：“既然‘黄老’是‘黄帝和老子’，‘黄老之治’就应是‘黄帝和老子之治’，怎么能只说老子，不谈黄帝呢?”观众问得很对，笔者也认为，方先生这样做不妥。这里必须清楚：“黄老之治”简单解释，就是“黄帝和老子思想之治。”西汉初期，黄帝的经典当时叫《黄帝四经》，在《汉书・艺文志》中有著录，后来失传了，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中重新出土，说明《黄帝四经》确为西汉初期的黄学经典，学术界无异议；老子的经典当时《德道经》(不叫《道德经》)。实际上，“黄老之治”就是用《黄帝四经》和《德道经》治国。

    第三，不能把“黄老之治”解释成“无为而治。”诚然，黄帝和老子在哲学思想上都是“道”哲学，都有“无为而治”思想，但“无为而治”只是老子哲学的重要思想，不是黄帝哲学的重要思想。在黄帝哲学中，“无为而治”最多仅是一个次要的思想。况且，“无为而治”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好多思想家都有，最早确切提出这一思想的还是孔子。笔者早就认为，我们在研究“无为而治”时，一定要把黄帝的、老子的和孔子的“无为而治”相区别，切不可囫囵吞枣。黄帝的“无为而治”无论是在地位上，还是在内涵上，都与老子的“无为而治”不同，将他们哲学的核心思想都说成是“无为而治”，欠妥。

    第四，“黄老之治”是“黄帝法家的‘法治’和“老子道家”的‘德治’之治。”必须指出：任何哲学思想都不能直接作为治国思想，哲学思想作为治国思想，一定要通过政治思想来化为政策、法律、方针等措施来实现。因此，研究任何一个学派的治国思想，都要着重其政治思想，不能用哲学思想取代其政治思想。黄帝和老子在哲学思想上虽然都是“道”，但政治思想却大相径庭，我们知道老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德”，但黄帝政治思想的核心却是“法”。《黄帝四经・经法・道法》起首就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就是说，黄帝是法家，老子是道家。由于黄帝和老子是两个学派，“黄老之治”的科学表述就是：“黄帝法家的‘法治’和老子道家的‘德治’之治。”

    二、“黄老之治”的历史起点不是“萧规曹随”的“曹随”，而是“萧规”

现在，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都将“萧规曹随”的“曹随”当作“黄老之治”的历史起点，如方尔加先生。笔者在《〈黄帝四经〉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对此虽小有质疑，但未敢全盘否定，回过头来仔细忖之，感觉不妥。

   第一，“曹随”只是“老子之治”的历史起点，不是“黄老之治”的历史起点。诚然，《史记・曹相国世家》说：曹“参之相齐……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於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惠帝二年，萧何卒……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颟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但必须清楚：(1)曹参治国的核心思想是“无为而治”的德治，不是黄帝的法治，用“曹随”作为“黄老之治”的起点，就忽略了“黄帝之治”；(2)“黄老之治”是黄帝压在老子头上，说明“黄帝之治”重于“老子之治”，“黄帝之治”不能忽略；(3)曹参用老子的“无为而治”，重在“守成”，守成“守”的就是汉初的政治法律制度，“守成”的前提说明汉初的政治法律制度符合“黄老”思想。由此，我们可以断言：“曹随”只是西汉“老子之治”的历史起点，不是“黄老之治”的历史起点，“黄老之治”的历史起点一定早于“老子之治”，至少应上溯到西汉初期政治法律制度的建立。

    第二，“黄老之治”的历史起点应是西汉开国的“萧规”时期，准确的说法是“黄帝之治”。如果把“黄老之治”上溯到西汉政治法律制度的建立，就应是“萧规”时期，因为萧何是西汉政治法律制度的主要制定者。《史记・萧相国世家》说：萧何秦时“为沛主吏掾……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常辨之。……沛公至咸阳……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就是说，萧何是学法律的，有法治头脑，他是以秦律为基础作的汉律。历史上都将萧何当作法家，原则上没问题。但先秦法家有几个流派，怎么能证明汉初包括萧何的法治思想是“黄帝法家”呢?我们还必须要研究刘邦。刘邦是西汉王朝的缔造者，也是各项大政方针的决策者，还是“萧规”的把关者和批准者。事实上，西汉实行“黄帝法治”或“黄帝之治”关键在刘邦。刘邦是汉政权中最早接受“黄帝思想”的人，如《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斩白蛇后，“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又载：刘邦被立为沛公时，首先“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说明他一直在利用“黄学”的“五色帝”等思想为自己做政治宣传。过去，史学界都将刘邦当作不学无术的无赖，实是一种误解。而且，“萧规”也主要是根据刘邦的《约法三章》的法治精神制定的。《汉书・高帝纪下》说：刘邦“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所以，西汉初期的治国思想是“黄帝之治”，该思想萌于刘邦，成于“萧规”，这一点必须肯定。

    第三，刘邦为什么要采用“黄帝之治”?刘邦采用黄帝思想治国，原因是多方面的：(1)其他学派都不景气。儒家经历秦火，尚未完全复苏；申、韩术家亡秦，前车可鉴；墨家转向了自然科学等。(2)黄学在当时已成显学。先秦诸子包括史书，如《管子》、《吕氏春秋》、《韩非子》、《国语》等都推崇过黄帝思想，黄学大盛。(3)黄学本身有许多优势。黄帝信仰有民族亲和力，如传说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学的“五色帝”、“五德终始”有利于改朝换代，如有人编造刘邦是“赤帝子”；“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等；黄帝战胜炎帝、蚩尤等传说，有利于增强人们武力统一中国的信心；黄帝“立诸侯”、“制律历”等传说，有利于开国时期各项大政方针的建设，如《黄帝四经・十六经・立命》说：“吾受命于天，定立(位)于地，成名于人。唯余一人□乃肥(配)天，乃立王、三公，立国，置君、三卿。数日、(历)月、计岁，以当日月之行。”等等。这是刘邦采用“黄帝之治”的主要原因。

    三、“黄老之治”不是“共同坐庄”，而是“交替为主”和“兼吸旁类”

    现在，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黄老”是一个思想体系，如方尔加先生；还有人在讲解“黄老之治”时，不讲“黄老”对其他思想的吸收等，不妥。

    第一，“黄老之治”不是黄帝和老子思想的“共治”，而是交替为主。从前面的分析可见，黄帝、老子的政治思想有质的不同，是两个思想体系，不能同时运用，只能交替为主。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刘邦时期，主要是用黄帝学说的“法治”思想立法。曹参为相，主要是用老子的“无为而治”，即“德治”守成；这种“无为而治”的“德治”，一直延续到汉文帝时期。学术界认为汉文帝是“无为而治”基本正确。汉景帝时期主要是用黄帝学说的“法治”思想“削藩”。现在，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将汉景帝的“削藩”说成是“无为而治”的“有为”，如方尔加先生，不确。“削藩”，从哲学上虽可以叫“有为”，但在政治思想上已超出了老子“德治”的思想框架，至少是一种“法治”行为。这种行为与“黄帝”的“法治”思想相吻合。汉武帝即位，由于当时的实权人物“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西汉的治国思想又重回到了老子“无为而治”的“德治”上了。这就是西汉“黄老之治”的大致历程。

    第二，“黄老”对儒家思想的吸收。“黄老之治”比较开放，对儒家等原则上都比较宽容，无论是“黄帝之治”，还是“老子之治”，对儒家思想都有吸收。如，刘邦时期用儒者叔孙通“起朝仪”，还让叔孙通用儒学教育太子，叔孙通也是儒家第一个帝师。吕后时期，吸收儒家的“孝治”思想，“初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汉文帝时期，置《孝经》、《孟子》、《诗》、《礼》等儒学博士，还感于“缇萦上书救父”而“除肉刑”等。汉景帝时期，新置了《春秋》(《公羊春秋》博士，古今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公羊春秋》是儒家经典)，还让当时为太子的汉武帝接受儒家王臧的《诗》教育，王臧也是儒家第二个帝师。现在，学术界有人表面承认“黄老”对儒家思想有吸收，但一遇到具体问题，就回避了。如方尔加先生，在谈到“缇萦救父”等问题时，只用“无为”两字带过，不讲这也是对儒家思想的吸收，恐怕不妥。

    第三，“黄老”对术家思想的吸收。笔者多次论述过，中国古代百家争鸣存在一个“术家”，过去被当作“法家”的一个思想分支，不妥。术家的主要代表是申子、商鞅、韩非子、苏秦、张仪等，而慎到等才是真正的法家。术家主张“专制”，包括思想专制，主张“废分封”等，而“法家”无此说。黄老对术家思想的吸收，主要是萧何制定《汉律》时，保留了秦代的“妖言罪”、“三族罪”、“挟书律”等法律。另外，就是汉景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削藩”。晁错是术家，班固在《汉书・晁错传》中说：晁错“学申、商刑名”，这里的“申商”就是申子、商鞅，即术家。晁错从不隐瞒他的术家身份，《汉书・晁错传》说他公然上书让太子(汉景帝)学“术”：“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故人主知所以临制臣下而治其众，则群臣畏服矣；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万民，则海内必从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则臣子之行备矣：此四者，臣窃为皇太子急之。……窃观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庙而劫杀于其臣者，皆不知术数者也。皇太子所读书多矣，而未深知术数者，不问书说也。夫多诵而不知其说，所谓劳苦而不为功。臣窃观皇太子材智高奇，驭射技艺过人绝远，然于术数未有所守者，以陛下为心也。窃愿陛下幸择圣人之术可用今世者，以赐皇太子，因时使太子陈明于前。唯陛下裁察。”他的建议得到了汉文帝的采纳，因为当时人们认为“术”是法家(包括黄帝法家)的分支思想，晁错成了汉代第一个术家帝师。晁错的“削藩”策与商鞅、韩非子的“废分封，行郡县”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汉景帝“削藩”，就是在坚持“黄帝之治”的基础上，又吸收了术家思想。

    四、“黄老”内部的思想斗争，“黄帝之治”首先退出历史舞台

    现在，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都认为“黄老”是汉武帝“尊儒”时退出历史舞台的，都是被儒家“罢黜”或“绌退”的，而且都不谈“黄老”内部的思想斗争，如方尔加先生，不妥。其实，“黄老”内部是有思想斗争的，“黄帝”退出历史舞台是被老子“罢黜”的。

    第一，“黄老”是两个学派，思想斗争在所难免。前面讲过，黄帝是“法家”，老子是“道家”，二者有质的不同，一定会有思想矛盾。但是，真正的法家和道家都有宽容精神，这种矛盾往往不彰显，容易被忽视。如，“老子之治”取代“黄帝之治”，曹参是打着维护“黄帝之治”的旗号进行的；而“黄帝之治”取代“老子之治”，晁错是以“帝师”的身份，通过向当时为太子的汉景帝灌输“法”、“术”等思想进行的，即双方都是以“和平演变”的方式实现的。前面讲过，“黄老之治”，无论是“黄帝之治”，还是“老子之治”，各自都吸收了一定的其他学派的治国思想。它们吸收的原则是，“黄帝之治”时主要吸收“术家”思想，因为古代“术家”一直隐藏在法家学派中；“老子之治”时主要吸收儒家思想，因为它们都推崇“道德。”这样，又引发了“黄老”各自同对方吸取的治国思想间的矛盾。如，“老子之治”时，曹参首次对“黄帝之治”中的术家思想进行清洗：除“挟书律”、“三族罪”、“妖言罪”等；而“黄帝之治”时，汉景帝由于不满道、儒两家的“道德之治”的宽松：“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于是，他就重用“酷吏”进行纠偏，一下子用了晁错、郅都、甯成等三个酷吏。后来，这三个酷吏也都遭到“老子”派别的清洗：晁错在丞相、御使等压力下被腰斩；郅都被窦太皇太后所逼迫而处死，甯成在外戚的控诉下被髡钳。

    第二，汉武帝元年再次实行“老子之治”，“罢黜术家”，导致“黄帝之治”退出历史舞台。《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诏贤良，“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我们知道，术家一直隐藏在法家学派中，这里“罢黜术家”，就等于“绌抑黄帝”，“黄帝之治”由此也正式寿终正寝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缘起“晁错削藩”之祸。(1)晁错“削藩”，不只突破了“老子之治”框架，也突破了“黄帝之治”框架，有重蹈秦始皇“申韩术治”的覆辙之嫌；(2)汉景帝“诛晁错”后，不想改变“黄帝之治”的路线，继续提拔为晁错鸣冤的邓公当官；(3)晁错当年爬上高位，是“诏贤良”时，他对策出众被录取的。(4)汉景帝去世，窦太皇太后执掌实权，她最推崇“老子”，汉武帝重回“老子之治，”，主要是她的主意。而窦太皇太后早就对汉景帝重用术家人物不满，她试图彻底清算“术家”，杜绝术家人物通过“对策”再进领导层。

    第三，汉武帝元年的“罢黜术家”不是“儒术斗争”。过去，学术界有人将“罢黜术家”当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证。如管怀伦先生认为：尽管卫绾是黄老人物，但他可能得到了汉武帝的密旨，才建议“罢黜术家”的。此说不妥。要知道，汉武帝初期的思想框架是“老子之治”，“罢黜术家”只能是道家所为。而且，此时儒家人物都没出场，汉武帝怎么能开始“罢黜术家”和“尊儒”呢?即使卫绾真得到了密旨，汉武帝“罢黜百家”和“尊儒”的思想从哪来?管先生应说：汉武帝先得到了儒家建议“尊儒”的“密奏”，然后给卫绾下了“密旨”，这样故事才编圆。

    五、“儒道斗争”，“老子之治”退出历史舞台，“黄老之治”历史终结

    在“黄老”内部斗争之外，汉初的思想斗争还有另外一条线，就是儒家和“黄老”的思想斗争。其中，儒家与老子道家的思想斗争最为引人注目，因为结局是“儒治”取代了“老子之治”，从而结束了“黄老之治”的历史。

    第一，儒家与“黄老”早期的思想斗争。儒家同“黄帝”的思想斗争，可追溯到刘邦建汉前，《史记・郦后陆贾列传》载：那时“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刘邦建汉后，：“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这说明刘邦在治国思想上坚定以“黄帝”为主，不想以儒学为主。汉文帝时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贾谊建议从“易服色”入手，“绌抑黄老”，汉文帝没有采纳，并将其贬到长沙。汉景帝时期，《史记・儒林列传》载：儒家《诗》博士辕固生在朝廷上发表反动言论，认为“汤、武革命是受命”，批评“黄老”派说的“汤、武非受命，乃弑也。”汉景帝打圆场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保护了辕固生；“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所以，司马迁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

    第二，汉武帝“绌抑黄老尊崇儒学”，“老子之治”退出历史舞台，“黄老之治”历史终结。《史记・儒林列传》载：“兰陵王臧既受诗，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书宿卫上，累迁，一岁中为郎中令。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绾为御史大夫。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悦)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史记・魏其武安列传》补充说：这次“尊儒”活动还得到了丞相窦婴和太尉田`的支持，“尊儒”失败，“而免丞相、太尉。”《史记・儒林列传》接着说：建元六年，“窦太后(太皇太后)崩，武安侯田`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老子被绌，“老子之治”正式退出历史舞台，“黄老之治”历史终结，儒学成了西汉的主要治国思想。就是说，汉武帝在元年初刚回到“老子之治”，下半年就做出了“尊儒”的决定。所以，笔者认为：汉武帝在建元元年，即汉武帝元年采纳王臧的建议“绌抑黄老，尊崇儒学”是“老子之治”及“黄老之治”结束的标志，也是中国古代儒学和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

    第三，“黄老之治”的历史终结与董仲舒无直接关系。现在，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汉武帝结束“黄老之治”是采纳董仲舒建议的结果，如方尔加先生，不妥。(1)这是北宋司马光的观点。《资治通鉴・汉纪九》说：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广川董仲舒对曰……天子善其对……。”即将董仲舒的建议提到建元元年，早于王臧的建议。(2)司马光的观点与前引司马迁认为是王臧的观点不合，班固也认为是王臧。如《汉书・儒林传》说：“兰陵王臧既从受《诗》，已通，事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书宿卫，累迁，一岁至郎中令。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为御史大夫。绾、臧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太皇窦太后喜老子言，不说(悦)儒术，得绾、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下绾、臧吏，皆自杀。申公亦病免归。”《汉书・武帝纪》补充说：“丞相婴、太尉`免。”《汉书・儒林传》又说：建元六年“窦太后(太皇太后)崩，武安君田`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3)司马光将董仲舒的建议提到建元元年，无原始史料支持，与历史事实不符。(4)这种说法是对王臧“尊儒受挫”的误解，认为王臧“尊儒”失败了。其实，王臧、赵绾等遭打击，只是他们“尊儒”活动的暂时受挫，不代表彻底失败。因为汉武帝还在，田`等“尊儒”活动的支持者还在，窦太皇太后年事已高，已活不了几年了，她一死，汉武帝还会“绌抑黄老尊崇儒学”的。果然，建元六年，窦太皇太后去世，田`当了丞相，就和汉武帝一起，完成了“绌抑黄老尊崇儒学”的历史使命。田`“绌抑黄老尊崇儒学”实质完成的是王臧未竟的事业。(5)此说也是对班固关于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误解。《汉书・武帝纪》载：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出焉。”可见，班固认为：董仲舒的建议是在王臧之后，不是之前。即汉武帝有两次“尊儒”活动，第一次是王臧的“绌抑黄老尊崇儒学”，第二次才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此，“黄老之治”的结束，无论如何都是王臧所为，与董仲舒无直接关系，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究竟怎样，我们只能另做别论。

    正确认识“黄老之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能使我们正本清源，弄清“黄老之治”的真实历史，也能使我们澄清许多历史误会，同时能使我们今天更科学地进行传统文化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