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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北宋在西北民族地区的屯田、营田、持续时间长，从太宗至道二年（99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分布地址广泛，几乎遍及北宋的陕西路。屯垦面积大，动辄成万公顷。如熙宁七年（1074年）“以（郑）民宪根括熙河、岷州地万二百六顷。”熙宁五年（1072年），赵知延州，鉴于“时陕西旷土多未耕”，两次上疏请求括地，“遂包括地得万五千余顷，募汉蕃兵几五千人。”徽宗政和（1111――1118年）年间，北宋在西宁、湟州、廊州一带修复汉唐故渠，引水灌溉，“得善田二万六千顷，募士七千四百人。”那么，宋政府是如何获得这些屯垦土地的呢？
西北民族地区，地广人稀，秦汉以前，基本属纯牧业地区，以后随着历代中原王朝的不断移民屯垦，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草场相应逐渐缩小。但唐末五代，在以牧业为主的吐蕃、党项等民族的自由发展下，这些地区植被恢复较为完好，因而这些大面积的川原山谷草场，入宋后成为以农业经济为传统的宋统治者眼中的“闲田”、“隐地”、“弃地”、“荒地”而被大规模垦殖。如张守约在秦凤境内“括生羌隐土千顷以募射手”，哲宗元礻右八年（1093年）刘昌祚知渭州时，括陇山闲田一万九百九十顷，招募弓箭手五千二百六十人进行屯田。熙宁三年（1073年）蔡挺始知渭州，在他担任渭州知州期间，“括并边生地冒耕田千八百顷，募人佃种，以益边储。取边民阑市蕃部田八千顷，以给弓箭手。又筑成定戎军为熙宁寨，开地二千弼，募率三千人耕守之。”共垦田一万一千八百顷。徵宗政和末年，王思知渭州，“括隐地二万三千顷分弓箭士耕屯”。有时甚至发生因强行括地而引起少数民族反抗的事件，如仁宗时范祥在秦州“括熟户田，诸先斫之，相率叛。”
其次，北宋利用吐蕃等民族“贱土贵货”的价值观念及其政治、经济上对中原王朝的强烈依赖性，或用钱物交换蕃部土地，如元礻右六年（1086年）七月，秦凤经略司为贫不能自给的秦州缘边弓箭手“乞许市属户按汉界土田以资瞻”。北宋后期，随着熙河鄯之地的收复，这种方式更为盛行。“熙、河、鄯、湟自开拓以来，疆土虽广而利悉归羌，官兵吏禄仰给县官，不可为后计。”“仰本路帅臣相度，以钱粮茶彩或以羌人所嗜之物，与之贸易田土。”熙宁五年（1072年）十月，宋政府令秦凤路沿边安抚司“支官钱收买镇洮军蕃部田土”。或以政治、经济上恩惠来诱使蕃部献田。如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陇山外笼竿川熟户蕃部以闲田输官。”元丰三年（1079年）三月，“阶州汉蕃户献纳并根据田地五百二十顷。”治平三年（1066年），郭逵经营渭州时，因捺吴川、青鸡川“二川形胜相恃，新附降羌万余帐，地数百里，”因而先“置酒召诸酋犒燕”，酒酣语之曰：“诸羌利牧养而拙耕稼，故二川沃壤鞠为荒莱，汝等可近山畜牧，以闲田献。”于是“得良田千余顷”。
再次，北宋以相对强大的武力为后盾，拘收反叛蕃部的土地以作屯种。如英宗治平（1064年――1067年）初年，知秦州李参平定了吐蕃药家族作乱后，“得良田五百顷，招募弓箭手屯种。”徵宗崇宁（1102――1106年）年间，宋“收复鄯、廓等州，拓疆幅员万余里”，将“廓州管下东西川及结罗城、来川等处”，“因与官抗敌杀逐心黑之人所营田土，并元糸西蕃王子董毡、瞎毡、温溪沁等田土，“尽行拘收入官。”北宋后期，宋廷一方面为解决“遣将用兵，无岁无之”所带来的巨大军需，一方面为改变新疆内“官吏禄仰给县官”的状况，在新收复土地上大规模包占良田，划定公田、官地、官员职田以作屯垦土地。如崇宁（1102――1106年）中，钱即知庆时，“筑安边城、归德堡，包地万顷，纵耕其中，岁得粟数十万斛”。政和五年（1115年）二月，宋廷诏令“陕西、河东诸路，自绍圣开拓边疆以来，及西宁、湟、廓、洮洲、积石等处新边，各有包占良田，并各招置弓箭手，以为边防篱落。元丰二年（1079年）二月，经制熙河边防财用司要求“收熙、河、岷州、通远军官员职田以募弓箭手。”熙宁五年（1072年）十月、六年（1073年）十月，宋廷相继下诏熙河路“以公田募弓箭手”、“以官地招弓箭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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