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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以后随着宋夏矛盾的兴起与发展,北宋在西北沿边开始大规模的筑堡寨。这样,西北民族地区的林木不仅上供京师,而且开始大量开采“以备边用”。北宋王朝在与西夏140多年旷日持久的相持争战中,为慑服、抚驭沿边蕃部,更为威慑、攻御西夏势力,在西北边区构筑了近五百个城、关、堡、寨,因此所耗木材数量必然很大。因筑寨时的版筑、城寨的设施如敌楼、战楼、楼橹(望楼)、篱笆、门桥、寨栅及弓矢、畚插等防守器具都需用大量的木材。如曹玮知秦州时,所筑沟栅(即壕沟两岸上的密密的木桩)竟达“三百八千里”。
北宋后期,随着北筑横山、西开河湟战略的展开,再次兴起了对熙河湟鄯地区森林资源的大肆的砍伐破坏。面对“久在羌中”、“最为浩瀚”的“巨材”,凡北宋势力所及地区,无不调遣厢军、汉、蕃弓箭手加紧采伐,而且鉴于此区木材“可以取足即令合用之数”,宋廷下诏“专差都大经制熙河边防财用事李宪兼专切提举本路采买木植”,将熙河地区采木场全部收归公有,由政府派专人统一管理,除了大量上供京师及新开拓边区又一轮兴筑浪潮之需外,因西部新收复地区“据贼(西夏)上游,水陆皆可过讨”,又有洮水、湟水、宗河等流量大、可通漕运的河流,于是开始动员大量采木制造船筏,“或漕军食,或载战士,或备火攻。”此外,熙河湟鄯地区大多“林翳荟交道,狭阻不可行”,“山林深险,粮道难继,因而伴随着宋廷对这些地区血与火的收复过程,北宋在此大片开山毁林,或为垦殖,或为修筑道路以赶运兵士粮草材木,或为剿灭窜伏山林川间的蕃民。如熙宁六年(1073年)十月,“(王)韶欲为兵除道,乃先遣青唐羌为卫,以大兵驻谷口镇之。”元符二年(1099年)、崇宁四年(1105年),宋军两次攻占湟、鄯、廓三州后,大肆烧杀,“焚荡族帐,广数百里,烟尘亘天。”不仅如此,北宋在经制西北少数民族的整个过程中以及在由此而引起的民族冲突中,大面积的森林草地毁于火攻。如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三月,“秦州都巡检使田仁朗袭杀蕃部千余口,焚族帐二千余所。”蒋偕知州时,曾“焚荡蕃部八千余帐”。咸平五年(1002年)“环庆路部署张凝领兵自白豹城入蕃界,焚帐族二百余所。”元祜二年(1087年),鬼章率兵围河州南川寨,“焚庐舍二万五千区”。另外,《宋史》卷175《食货志》漕运条载:治平二年(1065年),“由京西、陕西、河东运薪炭至京师,薪以斤计一千七百一十三万,炭以称计一百万。”当时的陕西主要是指西北缘边秦凤、泾原、环庆、鹿阝延四路。因而当时西北民族地区作为北宋薪炭的主要供给地之一而使当地相当一部分林木用于加工薪炭。
北宋立国,北失军事天险长城,西北部随着李继迁的叛宋自立及宋夏矛盾的发展,战略地位日显重要。咸平初,李继迁乘机恢复故土后,虽对宋表面纳贡称臣,但实际上却寇抄不绝。到李德明时,党项已领有银(陕西横山县东)、夏(陕西横山县西)、绥(陕西横山县)、宥(陕西靖县)、静(宁夏银川市南)、灵(宁夏灵武县)、盐(陕西定边县)、会(甘肃靖远县)等州,不仅使宋失去了西北部历代中原王朝所持的长城天险及盐、灵等战略要地,而且使大量吐蕃、党项居住的泾原、环庆、秦凤、鹿阝延一带成为北宋的国防前线,而这一线东西长二千余里,漫长曲折虽无山峻海深之险,而又处处是险,宋廷只能在众多的控扼要冲之地构筑无数的城关堡寨,来作为抗击西夏的基地、据点。随着堡寨的不断构筑,北宋云集于西北的驻军也越来越多,到仁宗庆历初年,宋夏边界已驻正规军三十万,乡兵十四、五万。而北宋正规军以招募为主,一切费用都需国家负担,加上组建乡兵及蕃兵的费用,每年需军费最高时达一千五百万,如此浩大的军需成为北宋财政上沉重的负担,也势必加重广大劳动人民尤其是西北地区劳动人民的负担,“今自西陲用兵,国帑虚竭,民之储蓄,十室九空,”“天下被其劳,凡百赋率至增数倍,”“关辅为之百条”、“天下根本之财皆已运于西边”。即便如此,各种军需,尤其是粮草的供应成为以积贫著称的宋廷最为重大烦难的课题。对此,宋廷绞尽脑汁,机关算尽,采用多种办法,虽解决了部分兵饷问题,但赵宋统治者认为这些都非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采取“屯田实边”这一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不衰的治边措施。赵宋统治者以为“实边以策,惟屯田为利”,屯田既可以巩固边防“减冗费,为持久宽民计”,又可以“宽飞挽之劳”,部分解决兵饷粮运问题。于是,为“纾西顾之忧”,宋政府在西北边疆地区开展了长期的大规模的屯田营田。随之,对西北民族地区的林木草地植被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破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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