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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北宋的建立虽结束了唐末五代割据的局面，但在我国版图上仍然是民族政权林立，彼此干戈不已。在宋、辽、西夏鼎峙争夺的局面下，北宋王朝以其单一的自然生态区域、无险可守的边防形势和积贫积弱的国势，为了大量获取林木资源、卫护边疆安稳、抗击西夏，对西北民族地区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经制。这种经制在取得了一些预期效果的同时，却以对当地森林、草地等的巨大毁坏，而对当时及以后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在自然灾害频仍、物种迅速减少、生态危机日益严峻、而我国将致力于开发西部的今天，为了我国乃至全世界、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段历史，我们不可不鉴之。
本文所指的西北民族地区，分布在今天的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青海东部及宁夏的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北宋时大体属于陕西路，具体而言，包括在今甘肃境内的有北宋的秦（天水市）、泾（泾川县）、原（镇原县）、河（临夏市）、洮（临潭县）、岷（岷县）、叠（迭部县）、宕（宕昌县）、阶（武都县）、成（成县）、文（文县）环（环县）、庆（庆阳市）等州及通远军（陇西县）、德顺军（静宁县，）包括在今陕西境内的有北宋的凤（凤县）、富（富县）、延（延安市）、麟（神木县北）、石（离石县）、陇（陇县）、府（府谷县）、丰（府谷县北）等州，包括在今青海境内的有鄯（西宁市）、廊（尖扎县）、湟（乐都县）等州及积石军（贵德县），包括在今宁夏境内的有灵（吴忠县）州、镇戎军（固原县）。这些地区，北宋时“诸羌杂处”，大量分布着吐蕃、党项等少数民族。
一
北宋西北民族地区位于我国西北半月型游牧经济文化圈上，自古以来，她不仅以丰美的水草、寒冷的气候为我国提供了大量优质的畜牧产品，更以广阔的草原、茂盛的林木调节着当地及全国的气候环境和自然生态平衡。九世纪中叶，河陇军阀混战所造成的“五千里间，赤地殆尽”的惨状，经唐末五代的恢复发展，加之唐末五代这里为“王命不及”的“政治真空”地带，没有中原王朝的强行屯垦及对森林的大肆砍伐，因而到北宋时，西北民族地区植被较为完好，林木苍劲浩瀚，草场覆盖率相当高，农、林、牧相得益彰，和谐发展。这可从有关史料及西北民族地区发达兴盛的畜牧业、“耕牧自足”的生活状况窥见一斑。
从有关史料可见，当时西北民族地区森林广阔茂密。秦州“多巨木”，其辖境内的夕阳镇（今天水县西北新阳镇）“连山谷多大木”，其“西北接大薮，材植所出”，高防知秦州时，在此用“戍卒三百人”，就可“岁获大木万本”，大、小洛门（今甘肃甘谷县北永宁寨一带）“皆巨材所产”。宋初，陇山森林一片翠绿，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宋于“陇州西山、湖山、浇水等处，置木务以备边用。”而“熙、河山林久在羌中，养成巨材，最为浩瀚”，以致“可以取即今合用之数”。“洮、岷、叠、宕连青唐玛尔巴山，林木翳荟交道，狭阻不可行。”“洮、岷州山林深险，粮道难继。”
北宋西北民族地区的畜牧产品不光种类多，有马、牛、羊、犬、猪、骆驼等，而且质量优、数量多。先以马匹而言，吐蕃诸部频繁的进贡中，以马匹为主要贡品，在宋人眼中，洮、河蕃部“以养马为业”，“西凉与近西小蕃惟恃卖马获利”，吕颐浩云：“今秦州接连熙州及青唐界，乃自古良马产地，宋朝以茶易马于秦州，置提举茶马司，凡中国战马，皆自此路得之。”另外，以北宋市马、招马地点愈来愈集中于西北民族地区，也可看出其畜牧业之发达，产马之丰良。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市马外，河东则府州、岢岚军；陕西则秦、渭、泾、原、仪、环、庆、阶、文州、镇戎军；川陕则益、黎、戎、茂、雅、夔州、永康军”，“自赵德明据有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泾、原、仪、渭、秦、阶、环州、岢岚、火山、保安、保德军。”不久，宋廷据各市马场的收益，又进一步调整，“止环、庆、延、渭、原、秦、阶、文州、镇戎军制场”。招马之处主要是“秦、渭、阶、文之吐蕃、回鹘，麟、府之党项，丰州之藏擦勒族，环州之巴特玛家、保家、密什克族，泾、仪、延、火山、保德、保安军、唐龙镇、制胜关之诸蕃”。熙河开边以后，由于“熙河产马最多”，“青唐之马最良”，宋在新建的熙河路置“买马场六”，将马匹贸易完全转移到宋王朝控制的吐蕃地区，以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宋廷“岁买马二万匹，而青唐十居七八。”其次，牛、羊的数量也非常多。文彦博见秦凤、泾原“禾稼、牛羊满野。”开宝元年（968年）七月，董遵诲率兵击走通远军入寇蕃部，“获羊马数万”。景德三年（1006年）五月，渭州鄂克、延家等族“率三千余帐，万七千余人及牛马数万款塞内附。”而熙河一路数州更是“牛马富盛少比”。元丰四年（1081年）十月，李宪至兰州汝遮谷（在今兰州东35公里处），见“牛羊驼畜充满山谷”。熙宁六年（1073）九月，岷州吐蕃献“牛五百头，羊二千口”。同年十月，王韶收复熙河州，“获牛、羊、马以数万计。”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王韶破踏白、诃诺等城，“获牛、羊八万余”。（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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