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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论剑历史门户网 在城市方面，宋时虽打破了前代坊和市的严格区分，仍将坊作为基层行政单位。城市人口的流动性大于乡村，城市又打破城墙的限隔，向城墙外扩张，官府对城市的管理相当普遍地在坊之上设厢，有的大城市甚至设两级厢制。开封城内八厢，城外九厢，每厢下辖若干坊。后来又在厢之上设四个都厢。[73]《元史》卷６２《地理志》也记录了一些宋代城市设厢的情况，如饶州“旧设三厢”，安吉州“旧设东、西、南、北四厢”。太原府城有朝真坊、法相坊等，[74]四川夔州设宣化坊、刑清坊等十八坊，王十朋曾为之赋诗。[75]南宋晚期，上海也设立了拱辰坊等四坊，[76]实际上成为城市的雏型。
北宋前期到中期，前已引证《两朝国史志》所说，“州县郭内旧置坊正，主科税”，而宋朝仍沿袭旧制。宋神宗时，“废户长、坊正，其州县坊郭税赋、苗役钱，以邻近主户三、二十家排成甲次，轮置甲头催纳，一税一替”。[77]实际上，坊的头目不一定叫坊正，如福州一带则有坊虞候。[78]宋钦宗手诏中提及“城郭差坊正、副”，[79]可知坊正和副坊正仍是普遍设置的。
厢一般设置厢官和厢吏、厢典，特别是在大城市，厢官的资序较高。[80]城市的防火是个大问题，按《庆元条法事类》卷８０《失火》规定，“诸州、县、镇、寨、城内每十家为一甲，选一家为甲头”，负责防火。又如南宋时，福州在厢之下设社，用以防盗和防火。[81]
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城市的厢和坊，乡村的管、耆和都全是基层行政组织，其职责离不开治安、催税、户口和家产的登记等事务，但也有诸如赈济、防火、水利等地区性公共事务。如北宋名臣蔡襄规定，福州“诸坊只得管本地内争斗、火烛、奸盗、赌钱、杀牛公事”。[82]南宋后期黄震规定，抚州“应诸坊、厢委系贫乏妊妇无力养育之家，诉于临产之时，经坊长保明申上，支保产米一石，会子五贯”。[83]事实上，基层乡胥、坊正之类的事务是相当繁杂的。宋太宗至道时，怀州“河内县里正等申超分析到缘河两岸使水二十村，二百二十五户，浇得田土约六百八十馀顷”，[84]这是里正参与水利的记录。北宋前期，“纲运每有抛失官物，久例取凭地分村耆并全纲人照证，结军令罪保明，除破官物”。[85]参加科举者也须由“乡耆保验”，“村耆察访行止”。[86]如此之类，都是宋朝乡胥、坊正事务的一鳞半爪。
官府选拔基层政权的头目，一般是注意委任富有者。北宋规定“第一等户充里正，第二等户充户长”，“耆长差第一、第二等户”。[87]保甲法规定，大保长和都、副保正都要选“物力最高者”。[88]又如南宋福州城内和城外草市，在厢之下设社，“以有产业人充社首、副”。[89]上述规定都反映了宋朝政权的阶级属性。
乡村和城市的基层行政单位头目，“所谓乡亭之职，至困至贱，贪官污吏非理征求，极意凌蔑”，“期会追呼，笞比较”，“至于破家荡产，不能自保”，“上之人既贱其职，故叱之如奴隶，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复自贱其身，故或倚法以为奸，或匿贼以规免”。[90]在传世的宋代史料中，他们一方面是上级官吏的勒索和凌蔑对象，甚至有倾家荡产者，但另一方面又舞法弄权，鱼肉乡里。这两方面的现象都体现了中国传统基层行政的特色。五、宋朝社会的文化教育层次和士大夫
与前代相比，宋代社会的文化教育层次显然有所变化。这主要是随着印刷术的推广，教育的发达，城乡的识字率有相当提高，识字的士人数激增。但是，这种情况也不应夸大，总的说来，在宋代的物质生产水平下，仍然不能摆脱统治阶级文化教育层次较高，而被统治阶级文化教育层次较低，文盲率很高的状态。当然，上述的总估计又不应绝对化，因为富贵者未必文化教育层次都高，而贫贱者未必文化教育层次都低，故本文在开头已经提及，今人事实上不可能以文化教育层次的高低划分阶级。
在传世的史料，宋朝的社会下层有“极贫秀才”，需要救济。[91]如开封城里有个冯贯道，“举进士不偶”，“以训童子为业，二十余年如一日”，“月得钱不过数千，曾何足以宽衣食计”，[92]张九成在南宋初中状元前，“家贫，水菽不给，寓盐官东乡，作村教书”。[93]宋时乡村教师生活往往相当贫困，有个“唐教书”，即使在杨么水寨，也只是充当“不系出战人”，因为“饥困”，又向官府“归投就食”。[94]陆游的诗中曾描写一个乡村教师：“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教《百家姓》之类“村书”，[95]不需要高深的文化，但此人虽然穷困潦倒，还是深居简出，自视甚高。[96]
从另一角度看，在宋朝的统治阶级中，即使是高官，也未必都有文化。如北宋名将杨业“不知书”，却是“忠烈武勇，有智谋”。[97]南宋大将刘光世虽是将门之子，然而在严州乌石寺题名时，“不能书，令侍儿意真代书”。[98]韩世忠“生长兵间”，“不识字”，直到罢兵柄后，才学习填词。[99]除了科举出身外，如进纳、荫补等出身者，也有相当部分文化水平不高，“世禄子弟”“至有全不识字而侥冒中选者”。“河北路买官之人，多是市井庸猾”，此类“屠酤市贩之辈”，文化素质也可想而知。[100]
关于文化因素，不能不涉及士大夫一词。我曾与韩国的李锡炫先生讨论韩国学者感兴趣的士大夫问题，认为宋朝的士大夫与官户，甚至官户中的文官都不能混同或等同，更不论将士大夫与地主阶级混同和等同。
士大夫在古代大致是指官吏，如《周礼・考工记》说：“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荀子・君道》说：“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但有时也作文士，如《韩非子・诡使》说：“今士大夫不羞@泥丑辱而宦。”有时又作军队的将士而言，如《史记》卷１０９《李将军列传》说，李广“引刀自颈，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司马迁评论说：“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此处的“士大夫”其实也可点断，作“士、大夫”。
士大夫一词沿用到宋代，其词义并无大的变化，看来与近代的知识分子一词有相近之处。一般说来，可以指有学问的读书人，也可以指官员中的某些文官，却不能包括其家属，这与官户作为一个家庭，显然有别。如《陈亮集》（增订本）卷３５《陈性之墓志铭》说：“一日，与乡士大夫过予，自命行庖具饭。”《方元卿墓志铭》说：“谱谍之不明久矣，卿士大夫能谱其世家，使始末可考见者，盖仅有之，而况崛起田庐，能由其所起之祖，至或一二百年而不坠，是亦可尚已。浦江真溪之方氏，自其讳耸者以有家，至其子超，孙允修，资日以钜，遂为邑之望族。”看来宋人或可用“乡士大夫”和“卿士大夫”两词，用以区别有无官位。没有官位者也可称士大夫，这又是与官户的一大区别。《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２２１熙宁四年三月戊子载宋神宗与文彦博的谈话：“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此处的士大夫一词当然是指有官位者，但由于宋朝的官员有复杂的出身和流品，如前所述，除了文官与武官之别，即使在文官中也有各种出身，有的文化很低，显然不能统称士大夫。宋朝的武官也不能与现代意义的军官等同。此外，有些文士由于各种原因，又不能拥有文官的头衔。
北宋末到南宋初，曹组和曹勋父子其实是标准的文士，曹组“宣和中，以x门宣赞舍人为睿思殿应制，以占对开敏得幸”，充当宋徽宗的文学侍臣，向皇帝进献《艮岳赋》和《艮岳百咏诗》。曹勋“用恩补承信郎，特命赴进士廷试，赐甲科，为武吏如故”。曹勋“不闲武艺”，也从未参加军事，却以武官的序列升迁，最后官至节度使和太尉。[101]另有一个韩公裔，“初以三馆吏补官，掌韦贤妃阁笺奏，寻充康王府内知客”。北宋后期，三馆是秘书省的别名，在秘书省充吏胥，往往须有较高的文化要求。宋高宗生母韦氏原先在宋宫中的地位不高，最高只是位居婉容，在嫔之列，直到宋钦宗命康王赵构第二次出使时，才下令将韦婉容升迁龙德宫贤妃。所谓“掌韦贤妃阁笺奏”，乃是后来的追述。在韩公裔充任笺奏时，至高也是称掌韦婉容阁笺奏，还不一定是官的差遣，而有可能只是吏的差遣，但文字能力显然较强。[102]按宋时的制度和惯例，吏胥出身的官员，在官场中是受到某些岐视的。韩公裔虽然攀龙附凤，却还是以武官的序列升迁，后来官至节度使，死后赠太尉。[103]
由于宋朝长期实行文官政治，确立了重文轻武的传统，文武流品区别森严。宋人称“近时文士鄙薄武人过甚，指其僚属，无贤不肖，谓之‘从’”，[104]至有“士大夫多耻从军”之说。[105]南宋初有两个陈桷，“秦会之（桧）为相，高宗忽问：‘陈桷好士人，今何在？可惜闲却，当与一差遣。’会之乃缪以元承为对，云：‘今从韩世忠，辟为宣司参议官。’元承、季任，适同姓名。上笑云：‘非也，好士人岂肯从军耶？’”[106]唯有科举出身的文官，才算是当之无愧的士大夫，武官当然不算士大夫。甚至士大夫在军中充当幕僚，也被视为降低身份，而受到嗤笑。如曹组、曹勋父子和韩公裔之类武官，在今人看来，是可以归入士大夫之列，但在宋时的一些科举出身的士大夫眼里，只怕也难以认定他们是自己的同列。
由此看来，士大夫可以作为研究宋朝社会文化教育层次的一个名词，但要作为一个阶级的观念，只怕是不妥当的。士大夫可以横跨官和民两个层次，却又不能用于指武官，甚至某些文官，故使用士大夫一词，似宜慎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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