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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論劍歷史門戶網 4.回朝賜宴。自真宗朝開始，三衙回朝朝見皇帝例得賜宴，據【長編】卷84記載：『鎮定路都部署、步軍副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王能來朝。故事，節帥陛見必賜宴，掌兵者則不及。至是，特令用藩臣例。有司言能既赴坐，而殿前、馬軍帥曹璨等皆當侍立，品秩非便。乃詔璨等悉與坐，自是掌兵者率以為例。』
5.揖見宰相。北宋宰相位高權重，儀制煊赫，三衙見宰相，須執禮甚恭，【文獻通考】卷58【職官十二】引沈括【筆談】曰：『三衙內中見宰執，皆橫杖於文德殿後，立廊階下唱喏；宰相出，立階揖之。外遇從官於通衢，皆避焉。此禮久廢，惟內中橫杖之禮，至今不廢。』但宰相也要以禮相還，如仁宗朝王曾為相，『殿前副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楊崇勛嘗詣中書白事，屬微雨新霽，崇勛穿泥T直登階，曾頷之，不以常禮延坐』。[7]（卷103）楊崇勛雖不得預坐，但從此事可以看出在『常禮』即通常情況下宰相是要給三衙設坐的。
6.借官馬。三衙皆可借官馬，罷職後也可繼續留用。仁宗慶曆年間以前的制度是『舊制：凡管軍皆借馬五匹，至罷，猶借留』，慶曆八年遂：『詔群牧司，自今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落管軍，各賜所借馬三匹，殿前、馬步軍都虞候。捧日天武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二匹；軍都指揮使一匹。』[7]（卷165）
7.得親兵牙隊。宋太祖乾德四年，開始嚴令殿前、侍衛諸軍帥及邊防監護使臣不得選軍中驍勇者自為牙隊。宋夏戰爭爆發後，這一政策有所鬆動，神宗朝就具體規定官至三衙，即可由朝廷選派軍兵為親兵牙隊。如元豐四年當於熙河統兵的宦官李憲要求『乞於宣武、神勇、殿前虎翼差一指揮，為臣親兵』時，宋神宗即親筆批覆予以駁回，並說明：『所乞親兵牙隊，至管軍方許，可札與李憲令知。』[7]（卷313）
8.追封三代。三衙凡位至節度使者，經郊祀後可以與現任宰相、樞密院長官一樣追封三代祖先為官。如太宗朝劉廷翰為殿前都指揮使，『嘗與郊祀恩，當追封三世，廷翰少孤，其大父以上皆不逮事，忘其家諱，上為撰名親書賜之』。[10]（【劉廷翰傳】）神宗元豐初年，賈逵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請不俟郊赦贈三世官，神宗曰：「逵武人，能有念親之志，其特聽之」』。[10]（【賈逵傳】）
9.喪儀。北宋對三衙將帥喪儀的制度，包括：皇帝輟朝一日，如仁宗朝『殿前都指揮使、保靜節度使蔚昭敏卒，贈侍中。故事，罷朝一日，詔特罷二日』。[7]（卷102）皇帝還時常親臨祭奠，如神宗朝『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節度使盧政卒。輟視朝，臨奠之，贈開府儀同三司』。[7]（卷315）追贈官職，高者往往可至侍中，如郝質、賈逵皆贈侍中；神宗朝之後，殿前都、副指揮使多得贈開府儀同三司，劉昌祚、苗授、姚麟等皆如此。位至節度使者，又可得諡號，如『馬軍副都指揮使、武昌節度使彭睿卒……法當得諡』。[7]（卷106）蔭補子弟為官，如：『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秦鳳等路副總管向寶卒，推恩外又許其家陳乞二人差遣。』[7]（卷299）任步軍副都指揮使以上者去世，其家屬還可以借官宅操辦喪事，如神宗朝規定：『詔任管軍步軍副都指揮使以上死，許借空閒官宅居止，毋過三十楹，服闋還官。』[7]（卷261）。
三衙地位的前後變化
應該着重說明的是，北宋三衙的政治地位前後經歷有一個由低趨高的動態變化過程，如歐陽修【歸田錄】卷1記載：『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還過京師，見王君貺初作舍人，自契丹使歸。余時在座，見都知、押班、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呈榜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至慶曆三年，余作舍人，此禮已廢。然三衙管軍臣僚於道路相逢，望見舍人，呵引者即斂馬駐立，前呵者傳聲「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予官於外十餘年而還，遂入翰林為學士，見三衙呵引甚雄，不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斂避之禮，蓋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南宋大學者朱熹對此事的解釋『也是積漸致然。是他權重後，自然如此』[11]（卷128）堪稱一語破的。
大致說來，在陳橋兵變之後至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之前，三衙地位顯赫，石守信、王審琦等『官爵階勛並從超等，酬其翊戴之勛也』，[7]（卷1）為眾文臣所不及。但自『杯酒釋兵權』之後及太宗、真宗兩朝，三衙的地位都呈急劇地下降趨勢。仁宗朝前期，也就是歐陽修所談到的『寶元、康定之間』，一方面是『重文輕武』的政策達到頂點，所謂『國家承平之久，文事太盛，士以武弁為羞，而學者以談兵為恥』。[12]（卷59【議戰】）另一方面是三衙自身的素質也降至谷底，如有學者已經指出：『長期倍受壓制和歧視，在宋仁宗朝造成了武將隊伍素質更進一步下降的後果，遂產生了一批怯懦無能、品行低劣的將帥。』[13]在兩者的綜合作用之下，其地位基本上降至北宋一代的最低點。然而，從慶曆三年『慶曆新政』開始，也就是歐陽修『余作舍人』之時，鑑於宋夏戰爭中暴露出來的嚴重問題，北宋『重文輕武』的國策逐漸向『重文但不輕武』輕變，而隨着狄青等一大批抗擊西夏的功臣進入三衙，三衙的素質也略有起色，其地位遂呈上升之勢。十餘年後的仁宗末、英宗初，即歐陽修任翰林學士及再入為執政時，業已表現出了明顯的提高，即所謂『三衙漸重』。
此後，除元v舊黨執政的少數時期外，神宗、哲宗、徽宗諸帝皆有志於對外用兵，尊寵將帥在所難免，故三衙的政治地位持續上升。如神宗朝熙寧九年四月，殿前都指揮使郝質等言：往軍器監與權判監劉奉世等會議軍器。上批：『殿前、馬、步軍三帥，朝廷待遇，禮繼二府，事體至重。寺監小官，豈可呼召使赴期會？尊卑倒置，理勢不順，自今止令移文定議。』[7]（卷274）宋人評論此事說：『至於熙寧，待遇之禮繼於二府，至有寺監召之而不可得者。吁！何其重也。』至徽宗朝，三衙遂達到了『為極品之官』[14]（卷192）的頂點。像政和四年六月，中書舍人陳邦光即曰：『管軍為武臣極任，今乃不入品序，止以本官為次等，欲望特詔有司參酌正。』遂詔送禮制局，『本局取到管軍臣僚稱呼等階，今定殿前都指揮使在節度使之上，殿前副都指揮使在正任觀察留後之上，馬軍都指揮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在正任觀察使之上，殿前都虞候、馬軍都虞候、步軍都虞候在正任防禦使之上，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在正任團練使之上。從之』。[4]（職官三二之七）
三衙的政治作用
正如朱瑞熙先生所指出的：『三衙將帥，不能參政。』[8](P552)限制武將，尤其是以三衙為主的高級武將的參政權，是北宋一以貫之的基本國策。如在宋太祖朝，『一日，太祖語（石）守信，將用周翰掌誥。守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謝。太祖怒，遂寢其命』。[10]（【梁周翰傳】）宋太宗更是明確宣佈云：『自梁、晉以降，昏君弱主，失控馭之方，朝廷小有機宜，裨將列校，皆得預御坐而參議，其姑息武臣乃如此。朕君臨四海，以至公御下，不唯此輩，假使李廣復生，亦無姑息之理也。』[7]（卷37）因此，從總體上看，三衙在北宋政治生活中發揮的作用不是很大。
當然，限制將帥的參政權，也不能理解成絕對不允許參政。其實，三衙對朝政發表個人意見在北宋也並非少數，如仁宗時即規定三衙除本司公事之外，若『別陳利見，即關報x門，依例上殿』。[7]（卷156）真宗朝張耆於殿前都虞候任上，『時建玉清宮，耆奏疏謂殫國財力，非所以承天意』；[10]（【張耆傳】）楊崇勛，『久任軍職，當真宗時，每對，輒肆言中外事，喜中傷人，人以是畏之』；[10]（【楊崇勛傳】）仁宗朝的郭承v，『好言事，指切人過失，時謂之武諫官雲』；[15]（【郭承v傳】）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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