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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网 金兴前宋的邻国以北方的辽为最强大。但如上所述，宋初的宋辽战争出于宋的主动，与夷狄成祸不同，没有引发宋人的华夷意识。以后宋辽在澶渊立盟，北边的问题得以暂时解决。宋代的夷狄之扰，首起于西夏李继迁，至元昊以后逐渐困扰宋廷，成为不能不正面对待的大问题。庆历熙宁两次求强盛的变法，一个主要动机就是解决西夏的侵掠。在这样的情况下，华夷之防开始在宋人意识中抬头。
神宗对夷狄问题已有相当明确的意识。他曾以诗明志，诗曰：
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
“内府”，指太祖为取燕云而贮岁余的“封桩库”。神宗时复以金帛成帑，以藏开拓西北的专款。神宗又作诗二十字：“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资，何以成戎捷。”以一字揭于一库，后称为“御前封桩库”。神宗计划的第一步是开拓青唐，然后“经略银夏，复取燕云”。当时所患在“银夏”，神宗却想到了“燕云”，这不是简单的由西事牵出北事，而是在神宗的意识里，夷狄问题已经上升为总体性的问题，单靠究治局部已不能解决。
华夷之防在宋人意识中渐居中心位置，宋代的外交军事政策，遂不能不受其影响。
五
宋辽在澶渊立盟，使两国无战事达百余年，这在两国关系就是全部国际关系的时代（西夏对宋辽关系不具制约力），可以说已是一个奇迹。虽然盟约规定宋须输辽银绢，因而名义略亏，但立盟后得以通商，宋也从中得到了实利。北宋末“议者谓祖宗虽徇契丹，岁输五十万之数，然复置榷场与之为市，以我不急易彼所珍，岁相乘除，所失无几。”应是实情。金兴后宋置“久和之义”于不顾，固然有错综复杂的原因，如“上（徽宗）厌岁币”，如“王黼欲功高蔡京”，如“兼弱攻昧”的渔利心理等等，但华夷意识的高涨则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意识形态的支撑，才使宋决策层有了排除一切的道德理由。
政和元年（1111年）童贯使辽，燕地汉人马植初献联金攻辽之策，童贯即“约其来归”，马植至京入觐，徽宗降尊“临轩慰劳”。可见马植的主张合于宋君臣的心愿。从以后的历史进程看，宋取联金攻辽的政策，在内部只受到很少的质疑，而决策层对实行这一政策的态度却非常坚决。所以尽管在这一政策初议时就有人从义利两方面指出了断不可行，但反对意见并未能阻止这一政策的实施。
宣和间燕云之役将兴，参议宇文虚中上书言不可开衅，“王黼大怒，降集英殿修撰”。宣和四年（1122年）五月，童贯、蔡攸率师出征，朝散郎宋昭上书反对。《三朝北盟会编》记：“师既行，即降旨：’妄议此事者，必罚无赦。’执政、廷臣皆不敢言，独昭上此书论之。书既上，王黼见之，大怒，除名勒停，送连州编管。”宋昭被押往编管地是枷着项的，极其严厉。
宇文虚中在上书中这样说：
用兵之策，必先计强弱，策虚实，知彼知己，当图万全。今边圉无应敌之具，府库无数月之储，安危存亡，系兹一举，岂可轻议？且中国与契丹讲和，今逾百年，自遭女真侵削以来，向慕本朝，一切恭顺。今舍恭顺之契丹，不羁縻封殖，为我藩篱，而远逾海外，引强悍之女真以为邻域。女真藉百胜之势，虚喝骄矜，不可以礼义服，不可以言说诱，持卞庄两斗之计，引兵逾境。以百年怠惰之兵，当新锐难抗之敌；以寡谋安逸之将，角逐于血肉之林。臣恐中国之祸未有宁息之期也。
宋昭上书不约而同，以为：“灭一弱虏，而与强虏为邻，恐非中国之福”，“本朝与北虏通好，百有余年，一旦败之女真，果能信其不逾乎？异日女真决先败盟，为中国患必矣。”
在当时的局面下，金之不可联，辽之不可灭，已是显然之事，并不需要高明的识断才能看出。在这样的情况下宋的决策层仍一意孤行，拒不接受任何劝戒，除了上举上不了台面的因素，便是由于已为自设的道义使命所笼罩。说“自设”是因为，宋的决策层以为的幽燕之民“延颈款关愿归中国”，并不是一个正确的估计。《茆斋自叙》记录了辽的秘书郎王介儒使宋时的一个插曲：
介儒云：“……南朝每谓燕人思汉，殊不思自割属契丹已近二百年，岂无君臣父子之情！”仆（指马扩）答曰：“……若论父子之情，谁本谓的（嫡）父耶？知有养父，而不知有的父，是亦不孝也。”
介儒的这句话很重要，它不仅反衬了马扩强词夺理的无力，也现出了国人在这方面意识的偏狭。郭药师也有一个同具说明意义的例子。药师率“常胜军”投宋，徽宗召入朝，礼遇甚厚，药师也极尽谦恭，但当徽宗要药师取辽天祚帝时，药师“涕泣如雨”，说：“天祚，臣故主也，国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毕命他所，不敢辞，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愿以付他人。”药师投宋，出于无归的选择，也可以说这一选择只是在宋金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宋人--不仅是宋人，总以为边鄙之民，尤其是北地汉民“身在曹营心在汉”，其实是一相情愿的误断。正像介儒所说，契丹--也可以放大到许多边鄙民族--并没有宋人所想象的那种归宗感。此事颇关宋以后国人的对外意识，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此处为题旨和篇幅所限，不能详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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