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之世?（1）

  来源: 光明日报

秋声赋意图 青瓦白屋，瘦木飘摇，霜天渐晚，远峰朦胧，一派秋意萧瑟的景象。图中所表现的正是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名篇《秋声赋》的意境。

对世界文明作出重要贡献的活字印刷术，也发明于宋代。

曾枣庄，男，1937年1月20日生，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主编有《全宋文》、《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三苏全书》、《二十五史全译》中的《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金史》全译。早年从事杜诗研究，著有《杜甫在四川》。后从事三苏与宋代文学研究，先后出版有《苏洵评传》、《苏轼评传》、《苏辙年谱》、《苏辙评传》、《三苏传》、《三苏文艺思想》、《三苏选集》、《苏轼诗文词选译》、《三苏图传》、《论西昆体》、《宋文纪事》、《苏诗汇评》、《苏词汇评》、《苏文汇评》、《北宋文学家年谱》、《三苏研究》、《唐宋文学研究》、《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苏轼研究史》、《集部要籍概说》、《宋文通论》，影印出版有《李香岩手批纪评苏诗》等。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是由中古转入近代的开始。宋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超过了唐代，生产关系和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宋代文化辉煌灿烂，居于当时世界的最前列，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科技以及学术文化的其他领域，都硕果累累，群星争耀。关于宋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朱熹认为“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史尧弼在《策问》中认为:“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陆游在《吕居仁集序》中也认为:“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这不是宋人自吹自擂，后人也几乎持同一看法。今人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为什么说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之世？宋代文化为什幺能够跨越百代，超过汉唐呢？这就是下面所要回答的问题。
一、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的种种表现
政治上，宋代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乃至当时整个世界最完备的文官政治。宋代历朝不仅宰相及政府各部用文臣，而且用文臣掌军，担任各级地方官吏。太祖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天下，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宋王朝长达十八帝、三百二十年，堪称“三代以下治安所无”。这与宋王朝限制武将、宦官、后族专权等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是分不开的。但这些措施，有些也是双刃剑，特别是对武将的过分防范，既有利于结束晚唐、五代以来的分裂割据，又使南北宋实际从未完全统一过中国，最后是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蒙。
哲学上形成了程朱理学。汉、唐儒学解经，重名物训诂，宋儒解经重义理性命之说，故被称为理学或道学，后人又称为新儒学。《宋史》在《儒林传》外，专设《道学传》，就说明了道学与此前的儒学有较大的区别。程颐说:“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为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也。”他所说的“谈经者”即古之儒士，“知道者”即宋代的道学。宋初陈抟的《先天图》、《太极图》已开宋代理学的先河，其后胡瑗、孙复、石介有“宋初理学三先生”之称。但理学的真正创始人是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直至南宋朱熹始集其大成。理学是宋代文化的突出特色，对宋、元、明、清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个领域无不打上理学的烙印，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宋代的史学特别发达。《春秋》之后，中国最重要的编年体史书为宋代司马光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从先秦至宋前，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是宋以前的编年通史。全书体例谨严，结构完备，文字质朴简洁，叙事清析，文笔流畅，不仅具有史学价值，而且富于文学色彩。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是编年史名著。中国史书的又一种写法为纪传体，始于司马迁的《史记》，以后历代相袭，成为中国的正史。欧阳修撰有两部正史，即《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南宋还产生了纪事本末体史书，以重大历史事件立目，独立成篇，各篇又按事件的时间顺序撰写，这就是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此书影响很大，继踵者很多，有《左氏传事类始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现已形成完整的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