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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读史网 以上三个原因的交互作用，必然造成了交引价格节节暴跌。如上表所示，从太平兴国之初的100%，骤然跌到太宗后期至真宗初年的20%，皇v三年又跌到了2―3%。前已述及，引价指数的大小与官府获利的多少成正比，而与商人获利的多少成反比。交引价格的这种持续暴跌到底对谁有利，毋须多加分析就已经非常清楚了。
天下茶利并非取之不竭，厚之于此，必薄之于彼。如果我们再看一下该时期宋政府茶利收入的变化情况，将会更加一目了然：
此表可见，在北宋前期东南榷茶的近百年间，国家所获茶利一直呈下降趋势，并基本是与交引价格盘跌同步的。在景德元年引价指数降到15―16%时，担任三司使的丁谓就发出了人称“至论”的慨叹：“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利尽归商贾！”在天禧五年引价指数为5%时，这一年官府在淮南十三山场“岁才得息钱三万余缗，而官吏廪给不与焉”[41]。尤其是当天圣元年前，镇戎军的引价指数跌至1.8%的最低点时，“蕲州市茶本钱，视镇戎军粟直，反亡本钱三之一，所得不偿。”[42]官府简直把老本都赔进去了！
2.商人对茶利的过分攘夺，导致了官、商斗争的激烈化，使茶法变革反复无常。自从东南榷茶与边地入中绾连在一起，北宋政府就无可奈何地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
┌──→虚估高──┐
│ ↓
入中少←──────引价跌
为获得较多的入中粮草，必须高予虚估；虚估越高，与实值差得越远，引价越贱，不知茶利的“土人”入中者出卖交引获利越寡，势必挫伤其积极性，使入中减少；而入中减少势必又影响军需，官府只得更进一步高抬虚估。这个怪圈恶性循环，螺旋上升，虚估愈高，引价愈跌，其后果就是使官府为换取入中付出了越来越大的代价。为了遏止巨万茶利越来越多地流入商人腰包，北宋政府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
(1)明令限定虚估率。前文所列茶交引价格变化表中景德二年的一系列数字，就是由盐铁副使林特和刘承ｇｕī、李溥等人主持规定的。他们对交引法稍作改良，根据距离远近、交通难易等，统一制定各地虚估比率。开始时略见成效，如景德二三年，年均获利354万贯，比景德元年骤增了70个百分点，但因交引发行量仍大大超过了官茶拥有量，依然没有遏制引价贬值。
(2)出资回笼交引。如天禧五年，“陕西交引益贱，京师才直五千，有司惜其费茶，于是出内藏钱五十万贯，令x门祗候李德明于京城市而毁之。”[43]从表中可以看出，除皇v三年官收价高于市价之外，大中祥符七年和天禧五年均与市价持平，这对售引者又具多大吸引力呢？再加上政府出资有限，要挽救引价更是杯水车薪。
(3)用“见钱法”和贴射法取代交引法。如果说限制虚估和回笼交引依旧是在怪圈中打转的话，那么打破怪圈的根本出路便是斩断东南榷茶与边地入中的联系。为此，天圣元年，由权三司使李谘等人主持在河北、陕西等地区部分实行了用现钱而不再用交引来偿付入中的所谓“见钱法”，并把淳化三年曾短期实行过的贴射法再度行于淮南十三山场，其出发点就是“使茶与边籴，各以实钱出纳，不得相为轻重，以绝虚估之弊”[44]。尽管为了照顾商人的利益给予了大量“饶润”，例如商人从园户处买茶140―160斤，只须向官府贴纳100斤的净利钱[45]。但由于商人丧失了从交引贬值中获得的厚利，“豪商大贾不能轩轾为轻重”[46]，“怨谤蜂起”。结果这次的见钱、贴射法只实行三年就宣告破产，李谘等人被贬官，参与变法的一批三司属吏甚至被流放到沙门岛[47]。交引法复辟，怪圈再现，入中虚估之弊又起，仅“河北沿边十六州军，自天圣九年至景v二年终，五年便籴粮草，计虚费钱五百六十八万余贯”。景v三年，朝廷不得不再把李谘请出来实行见钱、贴射法。李谘心有余悸，深“恐豪商欲仍旧法，结托权贵，以动朝廷”，请求宋仁宗下诏表示支持[48]。并对商人做出了大大让步：“听商人输钱五分，余为置籍召保，期年半悉偿，失期者倍其数。”[49]商人贩茶只须先纳一半净利，自然成倍地节省了流动资金，应该是相当优惠了；同时见钱、贴射法又使国家收到了“县官滥费自此少矣”的益处[50]。但在“天下商旅无不嗟怨”的咒骂声中[51]，庆历二年，见钱、贴射法再被推翻，交引法又恢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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