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广州日报 重大历史问题探讨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说：“近代以前时期的各种文明中，没有哪一种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先进、更优越。”然而，自进入15世纪，中国日趋保守，在郑和的舰队第七次下西洋后，明朝政府下令禁止建造远洋帆船，主动放弃海上贸易，把自己和世界上其他地方隔绝起来。
从此以后，中国海军几乎一蹶不振，中国沿海甚至长江沿岸的城市都受到倭寇的袭击，中国始终只在陆上进行防御，甚至葡萄牙船只一再在中国沿海出现，也没迫使明政府重建一支强大的海军。
对于明政府为何作出停止造大船和出海远航的决定，有人认为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有人认为是因经济压力所致。事实上，中国明朝闭关自守与朱元璋的《皇明祖训》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
黄仁宇：终止舰队远航是因缺乏利润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西欧的海上霸权是在朱棣派出的舰队耀武于南海纵横无敌若干年之后才开始出现，朱棣攻打安南所留下来的不利后果，没在他生前暴露出来，却遗患他的子孙。朱棣的作为已超过他可以支付的能力，他的帝国承受了过重的负担，已近乎破裂点，他的继承人必须全面地紧缩，才能避免朝代之沦亡。
1424年朱棣逝世后，皇位由太子朱高炽继承，但朱高炽登基不到一年就驾崩了，接位者为明宣宗朱瞻基。朱瞻基虽未停止郑和的远航，但减少了远航的次数，他在位期间只批准了一次。随后的继位者明英宗朱祈镇在登基当年就终止了郑和的远航。
明政府为何作出这样的决定？黄仁宇说：“现存的资料证实，郑和准备航海时有权向沿海地区直接征用人力与物资。这舰队之出动虽也有商人参加，可是其被抨击，仍是由于其缺乏利润……海船的往返，找不到一种不可缺少的商品作大规模的载运，因之其劳师动众，更为人指摘。这些船舶所载出口商品为绸缎、铜钱、瓷器和樟脑，回程的入口商品有香料、珍宝、刀剪、油膏、药料及奇禽异兽，此类物品可以增加宫廷生活之色彩，却不适用于大众化市场。即使胡椒与苏木被政府使用当作文武官员薪俸的一部分，其价格仍不值得建造和维持如此巨大舰队。郑和所率领的军队虽在海陆战役里获胜，可是一次战役也可能死伤数千。另外南京之龙江船厂曾造大小船只数千，所有的人力和物料全系向民间征用，此更招民怨。”
事实上也是如此，明英宗“罢诸处采买及造下西洋船木诸冗费”后，民困才得以缓解。
肯尼迪：欧洲人用武力取得海上霸权
《大国的兴衰》是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一部历史学巨著。该书探讨近500年来世界各大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规律。肯尼迪强调，国家力量的强弱，只有在与其他国家的对比中才能显现出来，而一国的兴衰，主要取决于由多种力量要素构成的综合国力的强弱。
1500年的欧洲既不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地方，也不是人口最多的地区。欧洲既没有大片的平原，也没有宽广富饶的河流地区，发展农业先天不足。但欧洲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却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从政治地理来说，欧洲的地形并不有利，北部和西部被冰和水包围，东部常有来自陆上的入侵，南部易受战略包抄。为什么欧洲会发生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的不可阻止的过程，并迅速成为世界事务中的商业和军事领袖？这个问题如同中国的明朝突然宣布禁止远航并停止造大船一样令历史学家难寻答案。
肯尼迪认为，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多元化以及知识自由的结合，不断互相起作用，造成了“欧洲的奇迹”。而欧洲之所以出现政治上的多元化，主要是由于它的地理及气候特征。欧洲的自然环境是破碎的，山岭和森林分隔了散布在山谷里的人口中心，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气候变化较大，它使建立统一的控制很困难，即使是强有力的军阀也做不到。同时，又减少了欧洲大陆被外来力量如蒙古游牧民族占领的可能性。另外，这种多样化的环境鼓励了地方分权的发展和继续存在。在地方分权的情况下，商业、商人、港口和市场在基本上没有监督的条件下发展，再加上拥有许多可以航行的河流，中世纪后期，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和黑海之间已经有蓬勃发展的海上贸易。经常长距离交换商品，反过来又促进了证券交换、贷款制度和国际范围银行业务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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