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與一條鞭法

  來源: 歷史千年

明代中葉後賦役方面的一項重要改革。初名條編，又名類編法、明編法、總編法等。後『編』又『鞭』，間或用『邊』。主要是總括一縣之賦役，悉並為一條，即先將賦和役分別合併；再通將一省丁銀均一省徭役，每糧一石編銀若干，每丁審銀若干；最後將役銀與賦銀合併徵收。代表了16世紀明代管理者試圖獲得一種理想狀態的各種努力：徭役完全取消；里甲體系不管在形式上還是實質含義上都不再存在；任何殘留的人頭稅都將併入田賦之中。而納稅人可以通過分期支付單一的、固定的白銀來履行對國家的義務。


    一條鞭法改革主要是役法改革，也涉及田賦。明代徭役原有里甲正役、均徭和雜泛差役。其中以里甲為主幹，以戶為基本單位，戶又按丁糧多寡分為三等九則，作為編征差徭的依據。丁指十六至六十歲的合齡男丁，糧指田賦。糧之多寡取決於地畝，因而徭役之中也包含有一部分地畝稅。這種徭役制的實行，以自耕農小土地所有制廣泛存在及地權相對穩定為條件。明中葉後，土地兼併劇烈，地權高度集中，加以官紳包攬、大戶詭寄、徭役日重、農民逃徙，里甲戶丁和田額已多不實，政府財政收入減少。針對這種現象，不少人提出改革措施，國家從保證賦役出發，遂逐漸把編征徭役的重心由戶丁轉向田畝。商品經濟的發展，貨幣作用的上升，也為這一變革創造了條件。


    早在宣宗宣德年間（1426～1435）江南出現的征一法，英宗正統年間（1436～1449）江西出現的鼠尾冊，英宗天順（1457～1464）以後東南出現的十段錦法，至成化年間（1465～1487）浙江、廣東出現的均平銀，弘治年間（1488～1505）福建出現的綱銀法，都具有徭役折銀向田畝轉移的內容。但這些改革只是在少數地區實行。推行全國的一條鞭法是從嘉靖九年（1530）開始的。實行較早的首推賦役繁重的南直隸（約今江蘇、安徽）和浙江省，其次為江西、福建、廣東和廣西，但這時也只限於某些府、州、縣，並未普遍實行。由於賦役改革觸及官紳地主的經濟利益，阻力較大，在開始時期進展較慢，由嘉靖四十年至穆宗隆慶（1567～1572）的十多年間始逐漸推廣。萬曆初首鋪張居正執政時期，經過大規模清丈，才在全國範圍推行，進展比較迅速。萬曆十年（1582）後，西南雲、貴和西北陝、甘等偏遠地區也相繼實行。但即在中原地區，有些州縣一直到崇禎年間（1628～1644）才開始實行。這一改革由嘉靖至崇禎，前後歷經百年。當時積極主張實行的，中央大吏除桂萼、張居正等人外，嘉靖間有大學士顧鼎臣、御史傅漢臣、吏部尚書霍韜；地方官吏中，嘉靖年間有江南巡撫歐陽必進、應天巡撫歐陽鐸、蘇州知府王儀、江西巡撫蔡克廉、廣東巡撫潘季馴等，而以歷任廣東、南直隸、浙江等省高級地方官的龐尚鵬，歷任應天、江西巡撫的周如斗，以及隆慶間江西巡撫劉克濟、應天巡撫海瑞、鳳陽巡撫王宗沐等人推行尤力。


    一條鞭法的實行，在役銀編征方面打破了過去的里甲界限，改為以州縣為基本單位，將一州縣役銀均派於該州縣之丁糧。編征時並考慮民戶的土地財產及勞動力狀況，即所謂『量地計丁』。據隆慶四年（1570）戶部奏：江南布政司所屬府、州、縣各項差徭，通計一歲共用銀若干，照依丁糧兩項編派，有丁無糧者作為下戶，仍納丁銀；有丁有糧者編為中戶，丁糧俱多者編為上戶，『俱照丁糧並納』。此經批准『著為定例』。可見『量地計丁』是當時編征役銀的基本原則。


    一條鞭法執行過程中，各地區具體做法有很大差異。有的固定丁糧編征的比例，如南直隸江寧、廬州、安慶等府，河南鄧州（今河南鄧縣）和新野等縣役銀按『丁一糧三』比例編征，陝西白水縣役銀按『丁六糧四』比例編征；有的固定民每丁、糧每石或地每畝攤征的銀額，如江蘇嘉定縣每丁攤征役銀一分、每畝攤征役銀七厘七毫，浙江餘姚縣每丁攤征役銀五分、每畝攤征役銀四厘，山東曹縣每丁攤征役銀七分二厘、每大畝攤征役銀七分一厘；也有將役銀全部攤派於地畝的，如廣東始興縣每糧一石帶徵丁銀二錢六分，山東魚台縣將役銀均派於稅糧。就役銀由戶丁攤入地畝的比例而言，除明代晚期少數地區將役銀全部攤入地畝，戶丁不再負擔役銀者外，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類：①以丁為主，以田為輔，以州縣為單位，將役銀中的小部分攤入地畝，戶丁仍承擔大部分役銀。②按丁田平均分攤役銀，即將州縣役銀的一半攤入地畝，另一半由戶丁承擔。③以田為主，以丁為輔，即將州縣役銀中的大部分攤入地畝，其餘小部分由戶丁承擔。


    差徭和田賦，對農民來說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剝削。在未實行一條鞭法以前，差徭之中雖然有一部分攤派于田畝，但所占比重很小。實行一條鞭法後，役銀由戶丁負擔的部分縮小，攤派于田畝的部分增大，國家增派的差徭主要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已初步具有攤丁入地的性質。它不只減少了稅目，簡化了賦役徵收方法，更重要的是賦役性質的變化。這種變化具體反映了兩個過渡，一是現物稅和現役制向貨幣稅過渡，一是戶丁稅向土地稅過渡。但除少數府州縣外，絕大多數地區的人丁還須承擔多寡不等的役銀，清代實行攤丁入地後，這一過渡才最終完成。


    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一條鞭法的出現具有一定歷史意義。首先，明代中葉後，由於官紳地主的劇烈兼併，各里之間的土地多寡日益懸殊，原以里甲為編審單位的徭役制使民戶的負擔越來越不平均，不少農民破產逃徙。改行一條鞭法後，役銀編審單位由里甲擴大為州縣，對里別之間民戶負擔畸輕畸重的現象有一定調節作用，使由賦役問題產生的階級矛盾暫時緩解，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其次，明初為保證賦役徵發而制定的糧長制和里甲制，對人戶實行嚴格控制，嚴重限制了人民的行動自由。一條鞭法的實行，使長期以來因徭役制對農民所形成的人身奴役關係有所削弱，農民獲得較多的自由。另外，相對明初賦役制而言，一條鞭法較能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對商品生產的發展具有一定促進作用。賦役的貨幣化，使較多的農村產品投入市場，促使自然經濟進一步瓦解，為工商業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條件。


    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有明一代，一條鞭法未能認真貫徹執行。在已實行的地區，有的地方官府仍逼使農民從事各種徭役；有的額外加賦，條鞭之外更立小條鞭，火耗之外復加秤頭；更嚴重的是藉一條鞭法實行加賦，有的地區條鞭原額每畝稅銀五分，崇禎年間為了抗擊清軍有的加至一錢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