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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网论坛 瓷器易碎,陆上运输极易颠簸破损,且体积大,运输量有限。所以中国瓷器输往海外多以海路为主,以至于“陶瓷之路”成为“海上丝路”的又一代名词。不过陆路运瓷还是有办法的。明人沈德符曾见到过一种运输方法,并在其《万历野获编》记载下来。他说:“余于京师,见北馆伴(当)馆夫装车,其高至三丈余。皆鞑靼、女真诸虏,及天方诸国贡夷归装所载。他物不论,即瓷器一项,多至数十车。予初怪其轻脆,何以陆行万里。既细叩之。则初买时,每一器内纳少土,及豆麦少许。叠数十个,辄牢缚成一片。置之湿地,频洒以水。久之则豆麦生芽。缠绕胶固。试投之荦确之地,不损破者。始以登车。临装驾时,又从车上掷下数番,其坚韧如故者,始载以往。其价比常加十倍。盖馆夫创为此法。无所承受。”输往帖木儿朝的中国瓷器想必也是使用此法。
帖木儿朝的使臣到中国定购瓷器时,有可能定购一些绘有伊斯兰文化图案的瓷器。德国学者保尔・卡莱在其《有关1500年前后中国情况的伊斯兰历史材料》一文中介绍了齐赫曼等人在20年代对君士坦丁堡宫殿内中国瓷器的整理情况。在这些中国瓷器中,有一件带有阿拉伯字符,波斯图饰和正德皇帝印记的小高碗,它肯定是为回族穆斯林制造的。齐默曼认为它肯定是为住在中国的回族穆斯林爱好而做的,显得过于武断。它也有可能为西域穆斯林制作的,或由西域穆斯林在汉地定做的。阿里・阿克巴尔对瓷器的制作技术和特点相当了解,他或者他以前的使臣想必曾在中国定购并带回去一些瓷器。
陆上运瓷毕竟是一件艰辛的事。沙法维王朝阿拔斯王(1587-1629)曾从中国明朝招聘了三百名陶工,在伊朗开始仿造中国瓷器,制作了青花陶器。此事尚待汉文资料证实。
综上所述,绢马贸易是明与帖木儿朝贸易之大宗,玉石和珍禽异兽作为玩物和奢侈品,得到统治者的喜爱,但明朝所需毕竟有限,不能成为社会生活的必需品,而明朝的丝绸、绢布和瓷器则是帖木儿朝人需要的生活必需品。这是帖木儿朝与明朝往来频繁的物质基础。由于帖木儿朝有从海路入贡之途径,且贡品有东南亚之物产,这表明帖木儿朝商人不仅熟悉海路,且乐于从海路入贡。陆海兼行,有助于扩大双方贸易往来,但倪岳奏疏表明明廷只愿意维持两国传统的陆上往来,往来的目的仍是“宣德化、柔远人”。 明廷墨守成规的做法,是双方贸易往来日趋衰落的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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