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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網論壇 明代的有識之士，絕大多數人認為社會風氣發生明顯變化的時期正是心學創立並傳播的嘉、隆年間。其實引起這一變化的根本原因不僅僅在於理學的崩潰，明代政治上極端專制所導致的整體性功能失調無疑是主要原因之一。
明人王士貞在論及明代士風時有言:『國家鴻昌茂龐之氣，莫盛於弘治。……蓋至於正德而所謂氣者，日益開露而無餘。其所稱一時學士大夫，不勝其少者之斷，則果於掊擊以見操；不勝其壯者之思，則精於刻劌以見名；乃若所謂詩，必極其變以盡風，其所謂文必窮其法以詣古。天下固翕然而好稱說之以為成一家言。而識者固已憂其時之動於機而不易挽矣。』應該說這是比較明敏的認識。士大夫見操顯名的燥急，『翕然好稱說』的言論紛囂，都表現出了社會的一種病態，他對此表示了擔憂。然而，就整個統治階層及國家機器的運轉來看，更已是病態顯然。武宗自然是歷史上少見的荒淫天子，而承其後的世宗一登帝位，便揭起『大禮義』之爭，演成士大夫間黨同伐異的門戶之見。在此之後又迷信方士，不理朝政，造成幸臣權相嚴嵩的專權。結果嚴嵩則『遍引私人，排擊善類』。當此之時，『天子北急敵，士大夫飾而談敵；南急倭，士大夫飾而談倭。唯上亦以其飾之也。稍急則士驟而重，稍已則士忽而輕。而又會稱將相者不比而昵則角而嫉，昵則乘難而借行其愛；嫉則乘難而借行其惡，愛惡勝，而天下之才望旦鑄而鑠，而不自覺。』朝廷重臣如此，上行下效，一般官員更少有良善。『今之謂良吏者於其才焉已耳。是故文簿書者為業修，棘征輸者為能賢，果聽斷者為勤敏。按臣以是求監司，監司以是求郡守，郡守以是求宰職。則今之仕者得無以是賢乎？夫簿書古以稽實，今以飾欺；征輸古以定民，今以病下；聽斷古以殉直，今以殉其好惡。則今之所謂良，民之所謂蠹也。』其實嘉靖時期的明政府已呈內外交困的衰征:南倭北虜連年騷擾海防邊塞，甚且漸入內地；政府卻軍備廢弛，財政危機；疆吏玩忽於下，廷臣交鬨於上。天下『既渙之心』亦已難收，世宗晚年荒政已使正直朝臣忍無可忍。海瑞在昧死上書中稱:朝廷『綱紀弛矣！』『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增常，萬方則效，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陛下改元之號，而億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
張居正改革，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明王朝積重難返的危機。無論其改革內容涉及到多少方面，時勢已決定他不可能毫無顧忌地觸及到較根本的層面，甚至許多先前即已明顯存在的問題都沒有顧及。其實，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也使他根本無法認識到這種全面危機的本質。當張居正改革走向失敗，他給朝官們留下的只是獨斷專橫、異想天開的又一個擅權者的形象。如果說嚴嵩專權的20年間，其陷害誅殺善類只是這個權相維護一己私利，而終至於冰山既倒；那麼張居正專政的十餘年間，其排斥打擊異己，恐怕也不能都視為是強力推行改革的迫不得已之舉。在這兩個權臣專權前後又有宦官專擅，正士難於立朝的事實。半個多世紀以來，那些在理學灌輸中，素來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理想，企圖『致君於堯舜』，滿懷入世精神的士大夫們經一次次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不難感受官場的險惡猶如濤轉輕舟，隨時即可能有覆亡的滅頂之災。在宦海沉浮的入仕者群中，不少人正發生人生觀、價值觀的動搖和轉換，其以天下為己任的理想正在幻滅。
二
明世宗死後，仍懷抱希望的官員趙貞吉給剛剛繼立的穆宗上了一道萬餘言的【三幾九弊三勢疏】，指出多年來政務積弊及其危險。其中談及仕風與士風，他認為:當時『士氣卑弱之甚』。『治道由人心維持，人心由士氣興起。今士氣委靡成風，譬則越綿不團而軟，由往時輔臣議禮爭勝，假峻刑以箝眾口，一二貪婪固寵者繼起，陰懼公議，襲用舊法，遂俾士大夫禮義廉恥之維不立。馴至此時，以言不出口為淳厚，推奸避事為老成，員巧委曲為善處，遷就苟容為行志，柔媚卑遜為謙謹，虛默高談為清流，論及時事為沽名，憂及民隱為越分。居上位以矯亢刻削為風裁，官下位以逢迎希合為稱職，趨爵位以奔競辨諛為才能，縱貨賄以侈大延納為豪俊。世變江河，愈趨愈下。』其總結確實形像山具體，可其情形真足令人不寒而慄，正士身處其中而能安然無恙者幾稀。其時被廷杖、殺頭、坐牢、流放、貶官者何其多？當時不畏權奸，終被誅殺的直臣沈鏈在謫所與友人每談及此，不免『扼腕而長嘆，傷心而雪涕』。『世之人橫私其身至於壞天下而不顧，背君父而自忍』。『亦有學道君子，周旋容與於其間，自負為知幾明哲，默以取容而不知事日壞而道日喪，時已去而義未伸，生民社稷將保賴乎？』由上述，官場情形大抵是，相當多的官僚、文士，所謂『識時務者』在強權高壓之下棄節改操，隨波逐流；或趨炎附勢，助紂為虐；甚至欺君害國、敗政殘民，這是一些利益之徒和惡勢力。這些人的仕風，當然已談不到什麼志向和理想，不過是蠅營狗苟，不知所為何事的行屍走肉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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