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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历史网 以乡治的核心――乡约、保甲兼行而加提倡的，在嘉万以后尤为多见。其理论较备者如吕坤的《实政录》和刘宗周的《乡保事宜》。
《实政录》为吕坤门人赵文炳集其从政要端而成，所论治术颇多具体扼要，吕坤乡约方案的特点在于合保甲乡约为一条鞭，将乡甲约完全纳入官治系统。主张官倡官办，吕坤指出“守令之政，自以乡约保甲为先”，“乡约保甲原非两事，本院捧读高皇帝《教民榜文》，及近日应行事列，谓乡约所约者此民，保甲所保者亦此民，但约主劝善，以化导为先，保主惩恶，以究诘为重，议将乡约保甲总一条鞭”，约长与保长，一身而二任，十甲甲长，依然不动，只多添了一个甲正副，约史、约赞、约警、知约俱由保甲公职者充任，期以“良民分理天下，有司总理于上”乡约与保甲合二为一，“提绵挈领，政教易行”[28]。
刘宗周也是主张乡约与保甲合一的，只是在以何者为中心的问题上，前后又有一个变化。崇祯二年，清军骚扰京畿，时宗周为应天府尹，为保境安民，遂发表《保民训要》，这是一个将乡约与保甲相结合的方案，以保甲之籍、保甲之政、保甲之教、保甲之礼、保甲之养、保甲之禁、保甲之备相倡。其保甲之政、保甲之教、保甲之礼，内容近似于乡约，保甲之养则涉及社仓，整个乡治方案的中心是保甲，次以乡约社仓相辅，是寓乡约、社仓于保甲之中。崇祯十五年，刘宗周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职司风宪纲纪，又作《乡保事宜》，寓保甲于乡约之中，以乡约为中心，推行教化施治。是书分约典、约戒、约礼、约制、约法、约备六部分，其约典、约戒分别开列圣训六言和吕氏四条；约礼仿于洪武间乡饮之制；约制举彰善、纠恶条例；约备指出约众要有器械和粮贮，要守望、巡逻，此亦保甲和社仓份内之事，而对于社学虽未完全不提，但已列于从属地位。
真正从体制上理顺了乡约与保甲、社仓、社学关系的，是陆世仪的《治乡三约》。陆世仪生当明清易代之变，在朱明崩溃的前夜，他对乡约与保甲、社仓、社学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指出“乡约为纲而虚，社仓保甲社学为目而实”，乡约“约一乡之众，而相与共趋于社学，共趋于保甲，共趋于社仓也”，因而他的乡治三约，也就是一纲（乡约）三目（社学、保甲、社仓）的乡治体系，“乡正之职，掌治乡之三约，一曰教约，以训乡民；一曰恤约，以惠乡民；一曰保约，以卫乡民”，“凡乡之教事责教长，恤事责恤长，保事责保长”，若“长非其人，责约正”[29]。其乡约之法，纲举目张，职责分明，尽得乡治阃奥。唯以朝代更替，陆氏终未能将其法付诸实践，但束之高阁，而无以求得实践之检验。
综上所述，自王守仁、黄佐、章璜至吕坤、刘宗周、陆世仪，乡约与保甲、社仓、社学的关系，由自成体系，不相为谋；而四者并重，打成一片；而以乡约、保甲为中心，以社仓、社学相辅；而以乡约为纲，以社仓、保甲、社学为目，纲举目张。尽管这种关系大多存于官倡、官督的乡约之中，有些还只是停留在文字上，尽管各地官办乡约的形式也不是整齐划一的，但它反映了明代乡治理论的日趋完善和乡约体制的日臻成熟，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乡约在乡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组织管理也日益完备。
三、推动宗约、士约、乡兵约、会约的兴盛与发展
伴随着乡约活动的兴盛，宗约、士约、会约、乡兵约等依一定的身份和目的而结成的民众自治组织也趋于活跃，它不同程度地受着乡约发展的影响，有的又反过来影响着乡约的发展，使明代中后期的乡村、城坊、仕林中出现了社、会、约兴盛的格局。
（一）宗约 乡约与宗约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历史范畴和组织。作为一定的民众共同恪守的规条，宗约是与宗族祠堂管理相配套，规定和说明族人与宗族、家庭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宗族的职责和对族人的权力，处理与族人事物的原则等等，是宗法血缘制度的产物，与乡约的条规不尽相似。而作为一定的民众自治组织，乡约约于一乡之众，宗约只约于一族之人。乡约与血缘虽不无关连，民众们多是聚族而居，但强调的地缘，是一族以上的几个族人的结合体。宗约注重的则是血缘，讲究血缘亲情。乡约与宗约在一定的时候又可以互相转化，或由宗约的示范推而广之为一乡之约，或由乡约受阻退而行于一宗之内，再或是乡约与宗约并倡，举乡约不忘宗约，举宗约时恪于乡约。有些乡约本身也就是宗约。
乡约自问世伊始，就与宗约有着不解之缘，明中叶以后，随着乡约的兴盛和民修祠堂的驰禁，宗约也随之兴盛。清人陈弘谋在为明《王孟箕讲宗约会规》所加的按语中指出“按一乡之内，异姓错处，尚且有约，交相规劝，况于同宗，以其尊长，约束子弟，临以宗族，训诫后裔，较之异性，事情更亲，观感尤易，则合爱同敬，谨身寡过，均不外于宗祠焉得之”[30]。万历初年，丹阳知县甘士价倡乡约，乡绅姜宝即请“兼行保甲法及予宗自为约，不令他姓人得参与，有所妨”，甘士价特许举行，据姜宝自称，举行不久便见成效，及甘士价丁忧去职，其邻里他约皆停寝，姜氏又请于府台，提出改乡约为宗约，以宗约行，同时指出，“由予一家遍推于家家，由一时行之于时时将见，化行俗美，盗息民安，于讼不严而渐少，逋免不严而易完，无论民间受益，即官长不烦心力，可卧而待治矣”[31]。此宗约所行，俱乡约之职，宗约者，一姓之乡约也。
不过，一般的宗约大都是在组织形式上仿于乡约，在具体条规中又体现出宗族性的色彩。笔者所见《王孟箕讲宗约会规》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讲宗约会规，乃王孟箕居乡时所定，共七款，包括期会款式、讲约规条、周咨族众、讥察正供、平情息讼、矜恤孤苦、禁戢闲谈。约定每月两会，或朔望，或初二、十六，会所摆列书案、坐席，东西相向，族人照班辈、序次分坐，案上各置所讲之书，另设讲读之席于前，择声音响亮或新进秀才二人为约讲、约读，又设约警一人，手持云板，维持秩序。有些宗族还将遵行乡约列入宗规之中，如笔者另见《王士晋宗规》凡十六条，第一条便是乡约当遵，称圣训六言包尽了做人的道理，无论圣愚，皆晓得此文义，只是不肯着实遵行，“今于宗祠内，仿乡约仪节，每朔日，族长督率子弟，齐赴听讲，各宜恭敬体忍，共成美俗”[32]。
一些在官倡行、督行乡约者，致仕还乡退居林下之后，也多有倡行宗约之举，万历二十五年，吕坤致仕还乡，亲作宗约以备其法，使宗人修祀事、讲宗法、睦族情，又作宗约歌八十五首，用“极浅、极明、极俚、极俗”之文字，“但令人耳悦心，欢然警悟”，宗约内仿乡约也设有彰善纠恶之册，只是名称做了些改动，纪善的叫做鹄史，纪恶的称做颚史。崇祯七年，刘宗周在家乡居，作《乡约小相篇》，请行于邑中，既不获知县采用，便作《刘氏宗约》行于族内。约设宗长一人，总一宗之教，约九族之人，又设宗翼两人辅弼宗长，宗干一人司钱谷出纳，宗纠一人，纠绳纲纪。约内还置有彰善纠恶簿，月朔行告庙之会，演讲圣训、祖训。据称，“服习既久，风尚一变，二十余年，通族莫有讼公庭者”，其殁后，族人“犹遵行教不衰”[33]。
（二）士约 乡约者，约于民众，而士约只约于诸生。虽乡约之民众也包括有诸生，诸生则为民众中一特殊群体。明代的士约，多起于讲学会和文人结社，而组织管理形式又程度不同地受到了乡约的影响。
士，作为生员衣冠之族，其言行关乎世风尤重，“士肯好修，同学见其人而爱慕，居乡熏其德而善良。官于内则为朝著仪形，官于外则为缙绅师表”[34]，故此无论是民办，还是官督民办、官倡官办之乡约，士都是核心力量，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世风日下，作为缙绅之表、乡里风范的士，其道德沧丧、不学无术、不问世事之举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一些以振刷世风、挽明于即倾的士大夫们便又倡行起士约来，“顾人心之良不触则不发，良心之发，不聚则不凝，一番拈动，一番觉悟，一番聚会，一番警惕”，故“爰为会规数条，与诸友共守之”[35]。
据王徵《士约》称，“兹欲以三物之教望今日，诚恐骇人心目。吾姑为其卑近者。所愿该学于诸生相近所在，不拘多寡，各立会约”[36]。每约给以进德、修业印信两簿，选年长公直者为约正以主察举，选通敏博洽者为约率负责倡导。进德之先要纠十二过，士有免此十二过者，即纪之进德簿中。修业则先讲十二政，若能讲明此十二政，则录之修进簿中。
在江西吉安，仅乡人邹元标为之作序颂扬的就有“青原盟”，“龙泉文明会”，“仁里斯文会”等士约，据邹元标称“一日，九邑有青原盟，诸长曰；龙泉学者，少宜以人代，诸友闻而奋曰；此吾乡辈继往开来，衣钵非人有任，吾觉自任之，于是醵金为费……诸君归而举文明会章，章有纪，邹子为之约”[37]。这些士约不但有组织、规章、簿籍，而且不定期聚会，互通生息，相互砥砺，与乡约并行不悖。
当然，明代的乡约与士约间虽有不少相近、或融通之处，但二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在于士约强调身份，非诸生不得与，非从科第明经及奉褒崇者不得与，“类聚严而祀典明备”。而且乡约影响和作用主要是在地方，士约在聚文讲习、格物明德之余，则不少都议论时政，裁量人物，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因而明中叶以后，朝廷对士大夫倡行乡约是支持的，而对他们聚会讲学、结社会文则是持谨慎甚至反对的态度。
（三）乡兵约 乡兵约，是乡约的一种，前文所述的专门抵御倭寇、鞑靼、“盗贼”的乡约，性质即多类此，它源于历史上的结寨自保武装，也是近代团练的雏形。不过，明确提出乡兵约这个概念的，似是明末泾阳人王徵。崇祯二年正月，王徵著成《乡兵约》，号召“凡我同乡地方居民人等，听我誓约，目下岁饥盗起，人心易至忙乱，却不商量一个拿盗贼保护身家性命的好方法，只要听信小人故意摇惑宣传的虚声，先自家慌作一团，把些妇女、衣物、粮食、头畜乱行迁移躲避……今誓约陈说款项，大家照款同心协力，鼓起锐气，实实的整顿备办操练一番。一遇贼来，大家都要仍前齐心奋勇杀贼，以为诸乡之助”[38]。按照王徵的设想，乡兵约分为约束、训练、劝富、谕贫四个部分，凡乡村约在五七里之内，可以联络为一社者，大家立誓同心，自相约束，每村各自择立一总，其兵至五百，立大总保一人，战阵勇敢者予以重赏，无功或脱逃者记册受辱。故此可知，乡兵约与历史上的一般的结寨自保组织形式又不尽相同。
（四）会约 明代的会约，形式、种类很多，不仅前文所述由讲学会、文人结社而建立的士约，属于会约的范畴，而且一些其他的民间结会、善会、游戏怡老之会等，不仅多有自己的会约，而且不同程度地受乡约影响的也不为少见。
尽管明代的会约是五花八门，各有旨趣，其要却都在约束内部成员，使组织更具凝聚力，并且，追随乡约遗规，强调内部团结，互相规劝，互相帮助，去做记恶赏罚工作的屡屡可见。例如，桃鼐用裎里社之会，以做老实人相砥砺，称老实会约，其宗旨在于“夫存心老实则心有余闲，持身老实则身有余乐，治家老实则家有余财，处人老实则人有余爱，于事老实则事有余稔，是故五谷必老实而后可食，材才必老实而后可用。是会也崇真尚朴，务质守廉，以此而居乡则情厚，以此奉祀则鬼神享”[39]。是知其意也在化导乡俗，讲究礼俗相交，德业相劝。又如倪元璐创设“一命浮图会”，正值明末米价昂贵、天灾未已之时，乡村农民嗷嗷待哺，饿孚于道，鼓励人们布施赈济，每人“认救一命”，以“为此功德，胜于浮图”相诱[40]，这又是借释教佛图之说，行儒家赈济、互助之实，弥补社仓之不足，患难相恤也。再如市井负贩之人孙节等结成的“孝和会”，其目的也是为了发扬一种互助精神，解决“老亲之后事”，此后“惟老亲之后事忧，相与会钱以待其费，计一岁所积若何。亲先终者，先给，不足，则尽数给，彼此无论也。且一家丧，一会为衰奔走，当孝子半”[41]，又在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之间。
四、实行则事理民安，虚行则事繁民忧
对于明代乡约的推行，时人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褒之者，称“此二帝三王之遗制，虽圣人复起，执众齐物，舍是无术矣”，“乡甲之行，有十利而无一害”，可谓推崇备至。贬之者又“以为愚阔，腐儒行之，多增烦扰”。
其实，事物的发展总是相对的，一法立，则一弊生，一物生则一弊存，问题的关键，在于此法此物是否顺应了历史的发展，符合社会的需要。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身，就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是一个不断地兴利除弊的过程。明代乡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固然有不少流弊，但其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同样也是不可磨灭的事实。客观地评价应该是一分为二。综合明代各地所举行的各类乡约，大体上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过一些积极作用。
首先就是美俗息讼、安民弭盗，这是乡约的宗旨，也是明代乡约能兴盛一时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如仇氏兄弟举乡于雄山，约众“户崇礼让，人识廉耻，风俗为之大变”，“讼因以息，渐且乡无盗贼僧道之迹，户绝奸慝淫乐之事”。吕坤倡乡约于解州，“天下望而效之，盖有身不恨逮者”，几及二年，解州“讼争既鲜，盗亦颇戢，耆寿修行，小子有造”。在河东运城，举约之前“民故健讼”，而“今日相观而善，耻讼改行”，程文德举乡约于安福，“礼耆彦而任之，盗息讼简，我安福怀之不能谖”。其次是弥补官治之不足。乡约以非官方的面目出现，即使是官办乡约，也是民众自我管理，乡规民约，人人签字画押，同声起誓，不仅从感情上、心理上易于为民众所接受，而且使乡里纠纷、公益事业能够较为及时、公正地得以处理，运用乡党的舆论，使乡评重于斧铖，达到教化施治的目的，不失为一种具有一定成效的乡治方法。在“大小有司，束手无策，皆谓张望不可理”的南赣，自王守仁“立明约，遂为治境……江右之民为立生祠，岁时祝祭，民心不忘也可见矣”。此外，对于组织民众抗击外来暴力相侵保卫家园，弘扬和造就保耕护林、邻里相助等良好的社会风尚，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同样，明代乡约在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的一些弊端，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乡约提倡的民众自治，在君主专制社会里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有人称之为民治的胚胎，但是真正的或完整意义上自治，在君主专制社会里是不被允许，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明代乡约所倡行的自治实际上又是一种被扭曲的自治，或可称之为有限自治。随着官府对乡约介入的愈来愈深，乡约的民众自治色彩也日益淡化。作为乡甲约的积极倡导者，吕坤就曾明确指出，“得千良民，不如得一贤守牧”，“守令之政，自以乡约保甲为先”，选四乡公正“各给帖文印子，以便行事，先给与耆老衣冠，如果正直无私，督约有功者三年给予冠带”，因而这种以“良民分理于下，有司总理于上”的乡甲约，不惟已成为官治的工具，并趋向成为官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明代各地的乡约中，民众自倡自办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还是官倡民办、官督民办乃至官倡官办，而后者举行与否，便完全听命州县之长，凭其好恶，于是“有司往往以为应上之具，或行之而法不备，或备矣而时不久”，甚至“卒格不行”。一些乡约为恶棍或豪强所控制，藉以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在吕坤倡导乡甲约之时，他面对的是山西一些乡约的正副讲史“俱是光棍，地方任其举报，善良而谨畏者，避迹沙潜藏，浮夸而纵恣者，投足争进”。此等乡约焉能不病民扰民？还有一些乡约徒具形式，敷衍塞责，而实效靡征，“所谓百家情愿保结，不过手本开名，该房造册而已”，其武断乡曲，势横州里之人，乡约不敢不保者，“间一有之”，或乡中有善便肯纪录，至于行凶赌博，惯刁巨滑，一乡畏惧者，无人敢举，“使大恶纵横，而纪小恶以塞责，何贵于行乡约哉”，交河县“第乡约虽行，不闻有惩一人旌一人者”，泗州“所谓约长者，因缘为奸，浸失初意，即有按行故事者，亦不过徒咨口耳，以饰观听”，如是而欲化民成俗难矣！至于视乡约为“用贱以治贱耳”，使执“勾稽之役”，而使约众沦为力役也在在有之。陆世仪就有这样的遭遇，他是乡约的积极倡导者，本希望约正的选用，定要“誓于神，诏于众，隆其礼貌，优其廪给，委之心膂而用之”，然而他家乡实际推行的做法，则使他有切肤的畏惧，想方设法地要逃避充任约正之职，如此乡约，又能对其作何指望呢？此外，乡约聚会时的繁文缛节、陈规套式，易于使约众生厌；与会之资对贫寒之家不失为一种新的负担而难以承受。
总而言之，明代乡约的推行，可谓利弊共存，就乡约本身所具有的潜质而言，积极向上的一面应是主流，其主张修身齐家，和睦邻里，共赴公益，共御外侮，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肯定的。时人吕坤尝云，乡约之法“但实行则事理民安，虚行则事繁民扰，不行则事废民恣”，又云“有司视为常套，谈者反唇。闾巷苦其骚烦，闻之疾首，非法之不良，民之难令，则行法者为法之疾也”[42]，此言不无一定的道理，也正因如此，不惟清代乡约依然盛行，进入近代以后，倡行乡约的仍不乏其人，梁漱溟先生理想中的乡村社会组织，乡村下级机构，便是中国古代的乡约制度。乡约之法还传入了朝鲜，可见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当然，在明朝这样一个君主专制、吏治腐败、村社动荡的社会里，将乡约的成败，完全寄于对贤守善令的期盼，或早或迟都势必是要落空的，官办乡约如此，受制于官的民办乡约同样也是如此，故此明代乡约实际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种种流弊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既是百姓之不幸，也是乡约之不幸。
乡约的倡行，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它滥觞于程朱理学倡明的宋代，大张于阳明心学昌盛的明中后期，与理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明代乡约的发展是朱明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用地方乡坤与宗族的势力，加强对地方上的控制，巩固政权基础的重要内容，这也是以从自治标榜的明代乡约能够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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