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流刑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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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诰》颁行之后，以朱元璋对《大诰》的重视，《大诰》减等的命令应该很快得到了遵行，[21]并应该有普遍的实施。 而洪武末年对《大诰》及相关命令的重申，更使《大诰》及“减等”的命令进入了祖制的范围，得到遵奉。弘治年间，吏部主事杨子器上疏，其一条云，“今内外问刑衙门宜追审犯人果有无《大诰》，有者，始许减等论罪，不可仍前概拟为有《大诰》，虚减其等。”[22]在地方，也有如下的记载：“乡之人有自官司讼回者，曰，某也罪，流罪徒而里而年不等，某也罪，杖罪笞而数不等，俱有《大诰》减等。---问于乡之长老，始知亦制也，内自司寇部，外而诸司，但问刑者皆然。”[23]可见《大诰》减等普遍实施的事实。以此为前提，在一些律家编录的有关法律文书中，“《大诰》减等”被编成常用的“招议之式”之一。[24]
　 《大诰》减等的规定本适用于死罪以下的各个刑种，但其间受到影响最大的却是流刑。笞、杖、徒刑本身分成五等，减一等处置并不影响刑种本身的行用，而流刑的情况却有不同。《大明律》规定，“二死三流同为一减”，即流罪三等若减一等处置，则均为徒三年。[25]这样，身犯流刑的罪犯，如果收有《大诰》，罪减一等，则均按徒三年处置。
　 “《大诰》减等”本来是一个相对偶然的历史产物，在明代却成为传统流刑废而不用的重要契机。
　 但明代传统流刑废而不用彻底实现的决定性因素却在洪武三十年的赎罪条例。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太祖命六部、都察院等官议定赎罪事例。《实录》记载结果如下：“凡内外官吏犯笞杖者记过，徒流、迁徙者以俸赎之，三犯罪之如律。杂犯死罪者自备车牛运米输边，本身就彼为军。民有犯徒流、迁徙者，发充递运水夫”。[26]
　 太祖对三十年的赎罪条例极为重视。在洪武三十年《大明律》最后定稿颁布之序中，称，“------其递年一切榜文禁例尽行革去，今后法司只依《律》与《大诰》议罪，----杂犯死罪并徒流迁徙笞杖等刑悉照今定赎罪条例科断。”[27]这成为明代以罚役与纳赎为主要形式的赎例发展的根据。
　 传统徒刑的实施方式，本以煎盐、炒铁为主，徒役相对劳苦。而在洪武三十年的赎刑条例中则以发充递运水夫的方式代替了传统徒刑的实施。洪武元年，天下普设递运所，起初专司递运官物，以后逐渐增加了诸如递发囚犯，配合驿站迎送使客等任务，其中的递运人夫以签发民夫为主，然在洪武初时，已经有发罪犯充当的记载。递运人夫一般在本省当差，也有在邻省服役。比较煎盐炒铁，发充递运水夫的劳役负担相对较轻，所以发充递运水夫以赎的名义出现，是以罚役形式出现的“赎”。流罪人犯基于罚役形式的赎，以发充递运水夫的方式处置，传统流刑以流远为惩治重心的特征丧失无疑。
　 另一方面，洪武三十年的赎罪事例中，也涉及了以财物赎罪的方式，即官员或有财力的人家犯罪之后，以输纳钱钞、粮米赎罪的方式，又可称为纳赎。洪武三十年的赎罪条例规定纳赎只适用于初犯的官吏，但是，洪武以来，纳赎赎及普遍的徒流之罪的命令也经常发布。[28]以此为基点，永乐以后的纳赎得到迅速的发展。普通的流罪犯人只要财力许可，均有赎免流刑的机会：纳赎与罚役一样，成为传统流刑废而不用的主要途径。
在以上一般情况以外，针对部分特殊人的传统流刑从一开始就废而不用。比如一部分有专业技能的人，如工匠乐户、钦天监天文生等，在《大明律》中就规定，如果身犯流罪，在决杖一百之外，则或留住拘役四年或收赎，并不实发。[29]基于明代军民分籍而治的特征，军官军人的流刑在实施中也早已废弃了传统性。《 大明律・名例》“军官军人犯罪免徒流”条规定，“凡军官军人犯罪律该徒流者，各决杖一百，徒五等，皆发二千里内卫分充军；流三等照依地里远近发各卫充军。”这说明，军官军人的徒流罪名按照《大明律》议定，实际的发落却是根据军官军人的特殊身份作了调整。高举对此有解释，他认为，“军官免徒流者，优其前绩，亦冀其后功也。军人免徒流者，悯其劳役，亦实其行伍也。”[30]言下之意，对于军官，这是优军的一种体现；对于军人，则有保持行伍充实的目的。因为明代实行的是军户世袭制，自从明初军户的数目确定以后，终明一代不再改变，因此兵源是有限的，行伍的充实需要保证，军人的徒流罪只能在军伍之内，以充军的方式科断发落。军官军人流罪的发落，与传统流刑的实施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