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部【唐書】的取材與思想(1)

  來源: 中華文史網

【舊唐書】、【新唐書】的修撰雖然已經不屬於唐代的文化現象，但要考察唐代的文化，卻又離不開這兩部唐史。而兩部書分別修成於五代前期和北宋前中期，反映兩個不同時期對於唐代歷史的不同認識。爲了對研究唐代文化提供一些閱讀方面的參考，特對兩部唐史的異同作以比較。

一 纂修情況考辯

了解兩部【唐書】的編纂情況，有助於把握兩部唐史的異同。同時，也由於有某些問題有待進一步弄清楚，故對兩書的纂修情況略作考辯。
一、【舊唐書】的纂修
【舊唐書】從籌集史料到最後纂成，經歷了後梁、後唐、後晉三代，前後25年，成爲整個五代時期最重要的史學活動之一。
後梁取代唐朝14年，末帝龍德元年（921），便開始搜集唐代史料，以備『勒成一代典籍』。經後梁、後唐兩代史館近20年的努力，到後晉天福六年（941）二月，開始進入正式纂修階段。晉祖石敬塘下詔：令戶部侍郎張昭遠等修撰唐史，以宰臣趙瑩監修。趙瑩即從兩個方面著手組織編纂。其一，根據史館所缺史料，奏請下詔購求唐武宗會昌元年至唐昭宗天v元年『撰述得傳記及中書銀台事、史館日曆、制詔冊書等，不限年月多少，並許詣闕進納。如年月稍多，記錄詳備，請特行簡拔，不限資序』。其二，與張昭遠一道制定了完整的修史計劃，並提出若干具體措施：司天台自唐高祖武德元年至昭宗天v元年，『爲轉年長曆一道，以憑編述諸帝本紀』；文武兩班及藩侯郡牧，各敘累代官婚、名諱、行業、功勳狀一本，如有家譜、家牒，亦仰送官，『以憑纂敘列傳』；太常禮院、太常寺、大理寺、司天台、御史台、兵部職方、秘書省等部門『備錄』、『條列』各相關材料，以憑撰述禮、樂、刑法、天文、律歷、五行、職官、郡國、經籍等志。[1] 兩年以後，趙瑩出任晉昌軍節度使，離史任，未竟其業。但是，編纂工作在張昭遠的具體主持下，仍然依計劃繼續進行。因此，史稱趙瑩『監修國史日，以唐代故事殘缺，署能者居職。纂補實錄及修正史二百卷行於時，瑩首有力焉』[2]。接替趙瑩的是由晉昌軍節度使入爲宰臣、監修國史的桑維翰，一年多以後，又改以劉d監修國史。到出帝開運二年（945）六月，首尾5年，這部唐史最後纂成，由監修宰臣劉d及張昭遠等上奏。後世以此書由劉d領銜上奏，故題名『劉d等撰』。
從整個纂修過程來看，這部唐史的監修先後調換過3人，即首任趙瑩，次任桑維翰，劉d居末。趙瑩『首有力焉』，桑維翰依重張昭遠，劉d拍板定稿，他們的作用都不應忽視。
三任監修之外，參預纂修工作的，先後總計9人。他們是：張昭遠、賈緯、趙熙、王伸、呂琦、尹拙、崔、鄭受益、李爲先（一作光）。其中，張昭遠始終具體負責其事，用力最勤。賈緯受詔不久即去職守喪，書成前一年起復，主要貢獻是其【唐年補遺錄】65卷提供了唐武宗以後的許多難得史料。趙熙始終其事，『竟畢其功』。王伸於書成之日，身列『恩獎』名單。呂琦預修唐史，史稱『有能名』。
修成之初，因避石敬塘名諱，不叫唐書，而謂之爲【李氏書】或【前朝李氏紀志列傳】。
二、【新唐書】的『刊修』
【舊唐書】修成整整100年以後，北宋又重新修成一部唐史，便以先修者爲【舊唐書】，新修者爲【新唐書】。那麼，北宋政權爲什麼要重新修纂唐史呢？
北宋最初的80年間，修史重點始終放在五代十國史和本朝史兩個方面。只是進入仁宗慶曆年間，才再三提出重修唐史的問題。當時，社會潛伏的種種危機逐漸暴露。對外，長期處於被動挨打的劣勢。慶曆元年（1041）西夏入犯渭州，好水川一仗大敗宋軍，進而攻占豐州，宋廷朝野震動。接著，便是范仲淹等推行『新政』，力圖挽救內外交困的局面。在這樣的背景下，張方平數上『平戎策』，並明確提出從【舊唐書】中尋找可資借鑑的事例，說『唐室治亂，於今最近。請節略唐書紀傳中事跡，今可施行、有益時政者，日錄一兩條上進。善者可以爲準的，惡者可以爲鑒借。』仁宗高興地接納了。此後，『遇事有當言者，即取其類者以進。三五日不入，仁宗輒問其故。』時間一久，便命『取所錄唐書奏御者，編次爲一集留中。』[3] 仁宗君臣面對內外交困的時局，嚮往唐朝『爲國長久』，一致希望效法唐朝的典制、故事，掀起朝堂議政必引唐代故事的風氣。這從【續資治通鑑長編】所記仁宗慶曆以後朝議的內容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另一方面，自中唐以下，中國的學術無論在經學、文學，還是史學等各個方面都呈現出變革的趨勢，並逐漸形成新的風氣。史學上，顯現出的是以【春秋】編年、褒貶義例治史、論史的趨向，極力抨擊紀傳體史書『敘事依違，失褒貶體』。但五代時期所修【舊唐書】，仍然因循唐代國史遺風，較完整地保留著唐代史學的風貌。到了北宋前中期，新的史學風氣大有演變爲主流的趨勢，重修唐史日漸成爲熱門議題。僅仁宗一朝，在【新唐書】修成之前，已經出現一批以【春秋】義例褒貶唐代史事的著述，如王沿【唐志】21卷、石介【唐鑒】3卷、梅堯臣【唐載】26卷等。這一新潮的代表，可謂孫甫【唐史記】75卷。孫甫以（舊）【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法』，『治亂之本亦未之明，勸戒之道亦未之著』，遂『用編年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司馬光曾爲之作『書後』，歐陽修、蘇軾等以其爲舊史所不及。爲什麼改用編年、效法【春秋】會受到如此推重？孫甫說得非常清楚：

【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者賞罰。時之爲惡者眾，率辨其心跡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4]

這一說法，大體表達了朝廷內外普遍的認識。一是認爲當時近乎『亂世』，需要用【春秋】褒貶之法替皇帝進行『賞罰』；二是認爲『時之爲惡者眾』，得靠【春秋】書法『辨其心跡』，使『爲惡者』臭名昭著，以使『爲君者、爲臣者』能夠『懼而防之』。
如果說適應『新政』需要是近因，那麼適應自中唐以來出現的史風轉變則可以說是遠因。兩相結合，既重視唐代的治亂興衰，又要以【春秋】褒貶之法認識唐代的歷史，自然不會滿意五代『亂世』所修【舊唐書】，於是重修唐史的問題便提到朝廷的議事日程上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