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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读史网 章太炎对王夫之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历史民族”思想。“严夷夏之防”，这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清初特殊的历史环境，使这一思想在王夫之的观念意识中更为根深蒂固。王夫之的《黄书》、《读通鉴论》等代表作，都深深刻上了传统“夷夏”观的印痕。章太炎对王夫之的“种族之义”最为推崇，曾称赞说：“季明之遗老，惟王而农为最清。”[36]他在论述中夏历史民族形成时则称引道：“善夫，王夫之曰：‘圣人先号万姓，而示以独贵。保其所贵，匡其终乱，施于孙子，须于后圣：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不其然乎！”[37]因缘际会，相似的历史条件，近似的思想状况，革命排满的政治需要，使章太炎把王夫之捧上了“民族主义之师”的位置；王氏著述中“尊汉族而拒羯夷”的思想主旨，被章氏拿来作为宣传革命思想的理论武器[38]。
三、吴派与皖派
乾嘉时期，清代学风大变，由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潮，转向考经研史的实证学风，汉学成为正宗，一时聪明才智之士，咸趋此途。前有惠栋标汉学大帜于吴，后有戴震集大成于皖。吴派、皖派遂由二氏籍贯得名。然而考“吴派”、“皖派”名称之由来，却不始于乾嘉，而始于近代。其发明权恰恰属于章太炎。
章太炎20世纪初所撰《清儒》中论道：汉学“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39]。这是“吴派”、“皖派”说的滥觞。此后章氏多次把吴、皖之学作对照论述。1934年他在北平师大的讲演中又提出：乾嘉汉学南方有两派，“一在苏州，成汉学家；一在徽州，则由宋学而兼汉学。在苏州者为惠周惕、惠士奇、惠栋。……在徽州者为江永，……又有戴震”[40]。前后说法虽有不同，但却都是以吴、皖地域冠名的。
吴、皖既然以学派相称，自有相对独立的学术风格、治学宗旨、学术群体。对此，章太炎归纳如下：“吴派之起，盖以宋学既不足尚，而力攻宋学，如毛奇龄等，其谬戾反甚焉。故纯取汉学不敢出入，所以廓清芜障也。”[41]汉学是对宋学的反动，这不仅说中了汉学兴起的原因，而且道出了吴派唯汉是从的缘由。论及学术风格，吴派以惠栋立帜最明，其为学“好博”、“尊闻”、“温故”，“故其徒敦守旧贯，多不仕进”[42]，吴派特征是“陈义尔雅，渊乎古训”[43]，“笃信好古”[44]。吴派以惠栋为中心，传授有序，“先栋时有何焯、陈景云、沈德潜，皆尚洽通，杂治经史文辞”[45]。栋之父土奇《礼记》已近汉学，至栋则纯为汉学，凡属汉人语尽采之，非汉人语则尽不采[46]，所撰《九经古义》、《周易述》、《明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左传补注》，识断精眇，不惑谀闻。栋弟子有江声、余萧客。声为《尚书集注音疏》，萧客为《古经解钩沉》，“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王鸣盛亦被其风，作《尚书后案》，“亦守古，主郑玄之说，一字不敢出入”。此外，他对钱大昕的学派归属，有不同于常人之见。江藩《汉学师承记》把钱大昕划入吴派，后人多宗此说，章氏则以为：钱大昕虽“与惠栋亦有关系，然非师弟”，钱氏考经证史均甚精核，音韵发明双声，不泥古，多自得，与惠栋不同，不应列入吴派[47]。
章太炎与皖派渊源更深，故知之更切。论皖学师承，自然以戴震为中心。“震生休宁，受学婺源江永。”[48]江永“由朱熹之学入门，有《近思录集注》，本非汉学，惟讲《周礼》甚好，且较惠氏尚过之，故世亦称之为汉，然江氏本人则不自认为汉学也。”[49]江氏之学由性理以通训诂”，尊崇程朱，戴震反其师之道而行之，“由训诂以究性理”[50]，把清代汉学推向峰巅。章氏出身汉学而不讳言宋学渊源，此亦可见他言出征实。震“乡里同学，有金榜、程瑶田，后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珙、培翠也，皆善治《礼》。而瑶田兼通水一、声律、工艺、谷食之学。震又教于京师。任大椿、卢文绍、孔广森，皆从问业。弟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玉裁为《六书音韵表》以解《说文》，《说文》明。念孙疏《广雅》，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诸古书文义诘诎者皆理解。授子引之，为《经传释词》，明三古辞气，汉儒所不能理绎。其小学训诂，自魏以来，未尝有也。近世德清俞樾、瑞安孙诒让，皆承念孙之学。樾为《古书疑义举例》，辨古人称名抵牾者，各从条例，使人无所疑眩，尤微至。世多以段、王、俞、孙为经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学，往往近名家者流，非汉世《凡将》、《急就》之侪也。”章氏考镜皖学源流如数家珍，条理毕贯。
章氏揭橥乾嘉学派的“吴”、“皖”分野后，梁启超大张其说，在《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反复申述，自此，“吴学”、“皖学”分称，几乎已成定论，其影响甚至延续至今。
四、“释戴”
讨论章太炎对清代学术史的贡献，不可不提及他的戴震研究。戴震不仅在考据学方面成就卓越，而且思想缜密深邃，独树一帜。在清中叶，戴氏主要以朴学名家，以考据名世，义理之学仅为章学诚、焦循等少数人注意（注：章学诚自称“真知戴震”第一人，此言不虚，可参考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香港，龙门书店，1976。章学诚《文史通义》称：“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为戴学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见《文史通义校注》，2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晚清学者黄式三虽著有《申戴》三篇，但限于哲学水平，未能深入，对戴震的义理之学仅停留在泛泛浅谈的水平上。近代以还，时代氤氲使戴学大为昌盛，梁启超、胡适之等先生皆力为表彰，然而，究其起始，全面评价戴震特别是戴震义理之学者则首推清末章太炎。章太炎不仅其本人的儒学思想深受戴震濡染，而且其论述戴氏的文字也不在少数，代表作品有《清儒》、《释戴》、《悲先戴》、《思乡原》等。举其论点荦荦大者，主要有以下几条。
其一，戴震学说形成的原因。章太炎论清儒特别推重戴震，“铨次诸儒学术所原，不过惠、戴二宗”[51]。从理论的系统性、当时的影响及后世的评价看，自以戴学为长，他在给吴承仕的信中所说：“学问之事，终以贵乡先正东原先生为圭臬耳”[52]。由尊慕而探其源始，章太炎不仅拿种族革命的观点来说明戴震考据之学产生的原因，认为考据之学是清朝文字狱淫威下学者逃避现实而为“朝隐”、“学隐”的产物，而且把戴氏义理之学的形成亦归因于此，“戴氏知新，而隐有所痛于时政，则《孟子字义疏证》所为作也”[53]。不过，前者是一种消极避让，后者是一种积极的抗争。
戴震的《原善》、《绪言》、《孟子字义疏证》等哲理著作，虽然前有王夫之、黄宗羲、颜元、李gōng＠⑤等人的思想学说作为借鉴，但在封建统治如铁桶江山、思想钳制不见天日的乾嘉年间，自有其独特的思想品格和现实意义。论者评骘戴震的义理之学，每以戴氏“欲谈性道以立异于程朱”为其著述的起因[54]，实则有欠深刻。章太炎视野开阔，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作了分析：戴氏“生当雍正、乾隆之交，见其诏令谪人，辄介程朱绪言以玩法，民将无所措手足，故为《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斥理欲异实之谬。……其所诃固在此不在彼也。”[55]章氏发其隐伏，可备一说。
其二，评戴氏理欲关系论。“理欲之辨”是宋明理学的一大论题。理学家坚持“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的观点，认为“理”“欲”水火不容（注：如朱熹云：“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见《朱子语类》卷十三。），目的是为“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说教制造理论根据。戴震则主理欲一元论，以为欲乃人生所本有，理欲统一，天理即在人欲之中――“凡有血气心知，于是乎有欲”[56]；“欲也者，性之事者也”[57]；“欲，其物；理，其则也”，“理者，存乎欲者也”[58]；“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无疵之为理；今之言理也，离人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之为理。此理欲之辨，适足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期侮之人，为祸何可胜言也哉！”[59]戴震的理欲关系论，一反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色彩，含有一定的唯物精神，是建立在尊重人性、承认人欲合理性基础上的，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以往论者，于宋儒、戴氏之见，往往入主出奴，厚此薄彼。章太炎虽赞同戴震哲学的批判精神，但却能不为所囿。他指出：程朱、东原所言理欲，其范畴大小，本不相侔，内涵外延，亦非尽同。宋儒之“欲”，乃人心私己本能之物欲；戴氏之“欲”，乃人生正当然之情欲。宋儒之“理”，存于主观吾心之内，用以自省自察，出而应物，本于良知良能者也；戴氏之“理”，存在于客观之事事物物，用以分析考察，究其精微，本于得当无憾者也。总之，两家之说，分域不同，一以“饬己”、“劝行”，一以“长民”、“隶政”，戴东原氏“言欲不可绝，欲当即为理者，斯固隶政之言，非饬身之典矣。辞有枝叶，乃往往轶出域外，以诋洛、闽。……洛、闽所言，本以饬身。不以隶政，震所诃又非也”[60]。章太炎认为，“其排斥宋儒以理为如有一物者，得之；乃自谓理在事物，则失之甚远也。”[61]章太炎虽看出了宋儒与戴震学说的根本不同，却又陷入简单化之中，没有充分认识到宋儒理欲关系论的实质。
其三，戴震与孟、荀人性论的关系。探究儒家的人性论，不能不推本孟、荀。荀子讲性恶，为宋以后儒家所摒弃。孟子道性善，宏论博辩，成为宋以后儒家人性论的正统。戴震义理之学主旨在于辨理欲，而理欲之辨的理论基础是人性论。因此，戴震论述理欲关系，上溯人性论，不可不追及孟、荀。戴氏所著义理三书无不“资名于《孟子》”――《孟子字义疏证》为阐述《孟子》义理而作，《原善》论性命之理，《绪言》论人禽之辨。戴震义理之学源于《孟子》，学界少有异议。章太炎对此则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戴氏义理之学与荀子渊源更深。
荀子主张“人之性恶”，认为人性之欲，为先天本真而不能无者，唯有隆礼定义、化性起伪、导之于正，乃可臻于至善。《荀子.正名》篇云：“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人虽能以理却欲，“欲不可尽”，理欲皆存于人心之中，理欲一元。因此，人性虽恶，但仍可以化性起伪，去恶向善，也就是说，人心之中，仍有可善之理存在。孟子“道性善”，认为生民之初，“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固有“仁义礼智”四端，只要能“扩而充之”，则“人皆可以为尧舜”，成圣王。但由于后天蔽于物欲，“陷溺其心”，为恶所濡染，因此必须去恶。去恶之法，莫要于扩充四端，以心宰物，以理制欲，也就是说天理与物欲对立，理欲二元。结合前面所述戴震的理欲关系论可知，无论是就理欲一元论而言，还是从理、欲本体上讲，戴震理欲论与荀子更为接近，二者都含有唯物主义色彩。正是由此，章太炎得出结论说：戴震“以欲当为理者，莫察于孙卿”，“极震所议，于孙卿若合符”[62]。这一点，虽在乾嘉之际程瑶田已经指出，但毕竟没有章氏论述详实、影响深远。
其四，戴震与汉学、宋学的关系。章太炎在早期所撰《清儒》一文中，对戴震在汉学学术史上的地位评价很高。文中说：自戴震出，局面为之一变，“震始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愿敛衽为弟子。……震为《孟子字义疏证》，以明材性，学者自是薄程朱”[63]。在戴震之前，虽然已有吴派和宋学分庭抗礼，但无力排挤宋学。只有等到戴震出，才易转汉、宋乾坤，汉学取代宋学，走上鼎盛。民国以后，章太炎的学术思想走向汉宋调和，戴震一度被他看作是汉宋兼采的代表――江（永）、戴（震）师生学兼汉宋[64]，徽州之学“由宋学而兼汉学”[65]，甚至被归入宋学家阵营，“戴震，则实为宋学家，非汉学家也”[66]。皖派也不再是汉学的典型。
为了调和汉宋之学，在《＠⑥汉微言》中，章太炎竭其所能把戴震打扮成朱熹的传人。一是称戴震“斥理欲异实之谬”远本于老、荀，“近本罗氏”，“罗整庵始言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气质之性即义理之性”。罗氏即罗钦顺，号整庵，因承朱学而力攻王阳明，被视为朱学犄角。章太炎以之作为沟通朱、戴的中介。实际上，罗氏主理气一元论，与朱熹的理气二元论并不相同。二是说戴震“补正毛郑诗，颇采朱子集传，其文中或尊称为朱子，明其推重朱氏”。综此二者，章太炎得出结论说：“东原之术似不与朱氏相入，而观其会通，则为朱学之干蛊者，厥维东原。”[67]“戴氏不过形似汉学，实际尚含朱子的臭味。”[68]章太炎仅据戴震曾引用过朱熹的话，就称二人有所“会通”，实是夸大之辞。章太炎晚年主张汉宋调和，有意拔高理学，贬低汉学，因此，他对戴震的评价相对降低。
综上所述，章太炎爬梳整理清代汉学史、评点清儒得失，时有新义，但在个别问题上由于过分拘执于满汉民族矛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研究的客观性。（作者：张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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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章太炎.＠⑥汉昌言[C].13.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九右言
＠②原字上十加冖中田下足去口
＠③原字左黑右宛
＠④原字左忄右曷
＠⑤原字左土右恭
＠⑥原字上艹下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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