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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李心传对他的乡里前辈李焘非常钦慕，尤其于李焘治当代史的精神颇为会心。他有意识地对南宋建国后的一段历史作深入的研究，并且逐代以长编体著之。尽管除了高宗朝《要录》之外，其他各朝（孝宗、光宗、宁宗）“要录”稿本不传，但仅从现存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看，就是可以发现他对长编体运用之娴熟。
首先，李心传在写作《要录》之前，广泛地收集了相关的资料。据笔者研究，二百卷的《要录》引书达四百九十余种。其中有三十五种官方史书，五十二种题名记，一百七十种私史、杂史、笔记，一百五十余种行状、碑铭、传记，十五种地志，七十余种文集及单篇诗文，从某种意义上讲，足以构成总的资料库，为研究南宋初期历史，提供了最详备最重要的资料。
对于如此浩富的资料，李心传继承了从司马光《资治通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来的编年史长编体的传统，即首先倚重官方史书的取材标准。《要录》一书的正文部分，即使是没有注明出处者，绝大部分也都是取材于官修的《高宗日历》、《高宗实录》。据统计，注文言明引自《日历》的，就达一千余次，言明引自《实录》、《会要》的，皆达百余次。他首先以这几部重要的官书参互考订，凡系日月而他书不载者，则皆以国史为断。遇有以上官书不载或误谬者，则尽可能搜求原始档案《时政记》等，予以补充、考辨。官方资料皆不载者，则以搜集到的各家杂史、行状、碑铭、文集等予以充实和考证，从而避免了机械搬抄官书而带来的撰史误区。倚重官书，是编撰大部头史著的客观要求：可以以官书为骨架，把其他材料和相关记载汇于其下。若仅凭私史、野史、笔记，则很难完就一部高质量的二百卷之富的高宗朝历史。在以官书为主干的前提下，展开补充考辨，对比选择，这只有把官书作为参照系时方为可能。相对于官书而言，私史、野史等私家著作，更容易受到复杂多变的社会政治环境影响，没有稳定的取材标准，更不必说完备的修史机构、制度、资料不全等等。但李心传并没有抛弃私人著作。他深入研究了官方史书，知道官书往往因为皇权干预、权臣肆意、搬弄是非，以政见私意曲笔等多种因素，造成实录不实，正史不“正”，甚至“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所以，他写作《要录》时，并不对官书盲从轻信，并不把“倚重官书”作为机械的一成不变的框框，来束缚自己，而是详加考索，明其弊、去其讹、补其阙、断其疑、取其长，慎而后择。不仅拿不同的官修史书比较互证，而且以数量繁多的基本档案、野史、杂记、文集、小说等互为考辨，不主一体，从而避免了因侧重官书而带来的片面性，补正了官书的缺陷，使《要录》兼具官私两类史书的优点。
司马光在谈到取材作长编时，说道“其《正史》《实录》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18］李心传严格按照这个精神去“高鉴审择”。在“参之以事而无疑，考之以时而可据”［19］之后，方去决定取舍。他对私家之书也进行了深入研究，采取了各种补弊纠偏的措施，而且在杂说纷纭、私意乱真的私史、家乘志传面前，更保持了一个史家的冷静和严肃态度，抉其偏私、斥其讹谬、平核曲直、慎酌去取，从不轻率。对于传闻，他认为虽然“传闻未必实”，但不可轻以否定，［20］而是推究考索，甚至写入正文后，仍于注文中加以说明，存疑待考，说：“或可削去”，表明自己亦不太相信，姑且存之。［21］对于碑、志、行状的夸言诬辞，则考其来由，还于实际。这样，就使失实乱真、杂说纷纭的私家资料，在“真”“实”的标准下，融汇于《要录》一书，提高了使用的准确性和质量，也从而使长编体的《要录》体例严谨，内容丰满，堪称详尽的高标准的信史。清人李慈铭叹云：
大抵每事博稽众采，详覆日月，平心折衷，于高宗一朝之事，绳贯珠联，较之《三朝北盟会编》，尤觉条理精密矣！［22］
此诚为过誉。这里说的“条理精密”之“条理”，正是长编法。李心传正是遵循了长编法的实录原则，对收集到的近五百种资料，“可削者辨之，可信者存之，可疑者阙之”，从而“集众说之长，酌繁简之中”，使众说汇于一途。这种谨严的“可信”“可削”“可疑”的处理方法，更发展了长编体处理材料的原则，连挑剔的清代乾隆四库馆臣也按捺不住钦佩之情，予以赞扬：
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歧而不病其杂，在宋人诸野史（按，野史之说不确）中，最足以资考证。……大抵李焘学司马光而或不及光，心传学李焘而无不及焘。［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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