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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6、外戚之废
几千年的历史反复证明，外戚干政“弊极大而利极小”，他们终于受到了统治阶级的集体抵制。但更关键的因素是，外戚扮演的“幼帝和女后辅佐者”的角色并不是不可替代的，以文官为主的“顾命大臣”逐渐顶替了他们。能被选中做“顾命大臣”的人，才能品德一般都是文官中的翘楚，再加上没有裙带关系做后台，他们一般都比较小心谨慎，整体表现远强于外戚。虽然还有南宋贾似道之流做乱，但自北宋开始，外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7、分封贵族与世家大族的退出
这两种势力曾经显赫一时，其中分封贵族主要存在于夏商周三代和春秋，自战国开始逐渐消亡，秦以后中央集权制占据了主流地位；世家大族肇兴于东汉，极盛于魏晋南北朝，至中唐灰飞烟灭。这两种势力曾经是君主统治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也是当时来自内部的对君权及其继承的主要威胁。比如“魏晋南北朝的政权更替，大都是由于这些勋贵世族势力的颠覆而造成的。”［65］但在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本文因此不再详述。
四、幼帝继位――无解之题
中国的君主制经过四千年的发展，到清朝时已经相当完善。在四千年的漫长岁月里，一切能对君权构成威胁的势力都逐步被打败，不是一时一事、一朝一代的失败，是君主制政权内部权力分配结构的永久性改变：君权战胜了包括储权在内的、统治阶级内部所有其它势力的挑战，真正取得了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地位。不仅君主活着的时候是这样，就连遗言（包括传位遗诏）在新君继位前也不容任何人置疑，这才是君权继承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
然而“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君主们的“私心”还是给君权继承留下了一个致命缺陷：他们想让皇位永远在自己的子孙中传承，即使儿子年幼也不肯把皇位让给成年的叔伯兄弟，而是采取女后垂帘听政，幼帝成年后再亲政的方式。这就使以“存在多个成年皇子可供选择”为前提的、凝聚了中国几千年政治智慧的结晶――皇位密建制失去了用武之地。（“秘建制”在皇帝只有一个儿子时也失效，可见它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又由于女后平常深居宫闱，不问政事，仓猝之间难以临朝听政，只好再任命“顾命大臣”辅佐女后，于是女后和大臣有了染指君权的机会。幼帝成年后其实是从他们手中接管最高权力而不是从父亲那里直接继承。这一制度缺陷极易产生两个问题：一是“顾命大臣”可能因专权而与女后或成人后的皇帝发生冲突；二是女后在幼帝成年后不愿撤帘归政。
（一）顾命大臣
满清曾三次任用“顾命大臣”却没有一次成功。第一位辅政大臣是摄政王多尔衮，他生前大权独揽，是没有名份的皇帝，死后被尊为“义皇帝”，庙号“成宗”。从他死后被揭露的“逆节皆实”［66］可推断，若非其暴死，顺治亲政极难。顺治吸取宗室辅政的教训，临终前令鳌拜等大臣辅佐幼子，以宗室在旁监督。岂料事与愿违，康熙通过“政变”才搬倒鳌拜这个大权臣。想那康熙“千古一帝”何等难得，换个胆识稍逊于他的人后果不堪设想。第三批顾命大臣肃顺等因为与女后发生冲突而被杀。抛开引发的政治动荡不说，顾命大臣本身都是久经考验、才能卓著的朝廷栋梁，在成年君主的领导下本可以大放异彩，却由于体制的弊端而被杀，何尝不是国家的损失。
（二）女主
自宋开始，幼帝成年后顺利亲政、女后按时撤帘归政的比例很大。因为没有戚党的支持，女后一人也很难长久把持朝政。但垂帘听政的女后与辅政的顾命大臣不同，古代社会称“皇太后”为“女主”，她“垂帘”期间可以名正言顺地行使几乎全部皇帝职权，是名符其实的“君主”，就是皇帝也要规规矩矩地向其行礼；而顾命大臣权力再大，也不过是“臣”、“奴才”而已。在两宋，以宰相为首的文官势力是皇帝依靠的主要统治力量，相权的膨胀抑制了“后权”。但到了清朝已没有任何势力可以对君权形成制约，女后用权可以随心所欲，而顾命大臣一不小心就会引起各方猜忌。因此，如果碰巧出现权欲熏心又有才干的女后，即使没有戚党的支持也可以稳坐江山，幼帝成年后亲政极难。
一旦帝、后围绕权力继承的斗争激化，不仅统治阶级内部的自相残杀难以避免，往往也会把国家、民族拖入深渊。清末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权力之争就造成了这种恶果，是戊戌维新失败和八国联军侵华的主要肇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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