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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5、宦官之废
东汉、中晚唐、明朝这几个历史上宦官最猖獗的朝代，有一个共同特点：宦官之所以普遍持久地受重用，都是因为皇帝要对付统治阶级内部另一股难以操纵的势力――在东汉是外戚，在中晚唐是“安史之乱”后的节度使（实际是武将），在明朝则是无法彻底削弱的相权及文官政府。
前两者的祸害一目了然，倒是明朝主要由文官组成的朝廷是否对皇帝构成威胁令人怀疑。事实上明代能与皇帝处于对立状态的，除了四个造反的藩王之外，就得数文官政府了。皇帝并不能完全控制朝廷，全体文官经常跪在紫禁城外向皇帝“请愿”，事实上这种“请愿”可以理解为“示威”。比如嘉靖年间的“大礼仪”事件，和万历皇帝试图更换太子等政治动荡，使皇帝对文官政府的信任受到严重伤害，后者实际上对皇帝构成了一定的制约，尤其是在涉及皇位继承方面。有些皇帝竟以不办理奏章来发泄对文官政府的怨气。祟祯初继位时排斥宦官，但不久因文官政府党派之争愈演愈烈，遂对文官失去信任，复用宦官。崇祯曾说“诸臣若实心任事，朕亦何需此辈（指宦官）。”［62］
古代人并不是不记得前朝的教训，明朝为害最大的宦官魏忠贤初露头角时，就有人给皇帝上疏，指出“魏忠贤可能成为第二个赵高”［63］。问题是，如果没有宦官这个“太上内阁”制约文官“内阁”，皇帝可能失去对朝廷的控制，南宋“权相”叠出就是证明。由于宦官到底不能正式充当各级官员，不能彻底取代文官，宦官与文官互相制约，谁也不能“一支独大”，皇帝则居中调节，左右逢源，大权在握。
当然，明朝比中晚唐、东汉还是有一些前进。“魏忠贤不像第二次宦官时代唐王朝的宦官，他始终没有取得军权，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致命伤。”［64］使他在祟祯继位后两个月就被铲除。
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规律是，如果某一集团在某一朝代为害甚巨，那么该集团在紧随其后的朝代中必被压抑。这是统治阶级“吃一堑，长一智”的必然结果。如前所述，满清设立内务府以取代前明庞大的为皇帝提供生活服务的宦官机构；以密折制代替前明主要由宦官掌握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锦衣卫）；设立军机处以架空内阁，消解相权，同时也取代了前明给皇帝提供秘书服务、后来权势极大的司礼太监……。这些措施的实施，从这个角度看，就如同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们吸取前朝教训后的必然反应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至于宦官为害是否能从此彻底杜绝，如果满清之后还有一个君主制王朝会不会死灰复燃？那就和对付所有类似宦官的做乱势力一样，不是靠几个皇帝颁布几道圣旨就能解决问题的。（如果君主制的弊端这么容易就能解决，中国早就长治久安了。）
宦官原是古代最卑贱之人，所以能作威作福，起初当然是仰仗君主授予的权力。君主们依靠宦官办的事越大，授予他们的权力才会越大；如果只需要他们打扫卫生，何必授予军国大权？因此虽然个别宦官由于君主的宠信狐假虎威在所难免，但若能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背后必有不得不如此之原因。如上分析，东汉、中晚唐和明朝的君主们正是为了制衡外戚、武将、文官这些单凭自己难以对付的势力，才不得不依靠自己的亲信，而朝夕相处的宦官当然成为最重要的人选。至于是否会养虎为患，尾大不掉，以至于祸国殃民，都只能是退居其次的考虑了。因此，将宦官势力永远清除出政治舞台的前提是――君主不再受到统治阶级内部其它势力的威胁，只有那时君主才不需要依靠宦官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才不会授予他们大权。
之所以说满清基本达到了清除宦官势力的目的，正是因为中国的君主制发展到清朝时，历史上曾经对君主构成威胁的各种势力，经过几千年的反复打击，有的早已灰飞烟灭（如同东汉的世家大族），有的权力被大大分散（如同唐朝的地方大员节度使），有的权力被基本取消（如同明朝的内阁）……，基本上不再对君主构成威胁。在此基础上，满清统治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给宦官势力以最后一击。
历史看似在这里迈出了一大步，其实真正由满清完成的只是一小步而已。因为政权内部的权力分配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分工”，从肉体上消灭一批扮演某个分工角色的人容易，但改变任何一种社会分工结构都绝对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任何一种政治角色都得反复若干次才能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历史没有飞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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