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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三、历史的转折：君主在与统治集团内其它势力的权力博奕中逐渐获胜
加强君权与确保君权顺利继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回事。因为能对后者产生威胁的人，必然是手中有权的人，所以只有削弱这些人手中的权力，高度集权于君主一人，才是保障君权及其继承安全的唯一途径。
但统治阶级内部的各个集团，本来就是君主进行统治所依靠的力量，在他们的危害性充分暴露之前，削弱其势力是不可能成功的。这就又出现了一个两难选择――君主困局，即：君主要想维护君权及其继承的安全，就必须收回其他人手中的权力，但君主又要依靠他们进行统治，就不得不授予他们一定的权力，于是其他人又有了做乱的能力；君主可以暂时打破这个困局，即通过巧妙的权力制衡，把放出去的权力控制在不足以做乱的范围内，这在政局平稳时可以做到，但是总有政局不稳乃至动乱等君主一人已无法维持统治，需要其他人配合的时候，这时就必须更大程度放权以调动其他人的积极性，于是别人又有了做乱的能力。
在几千年的君主制社会里，一方面这种循环无法避免，另一方面每一轮循环都使君权得到进一步加强，其它势力则逐渐衰落，有一些逐渐退居次要地位，有一些则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
清除威胁君权顺利继承的势力，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不仅是君主们的要求，也是老百姓的要求（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且还是整个统治阶级的要求。因为继位之争常常使很多统治阶级成员被迫卷进血腥内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最后得益的却总是少数人。内斗削弱了政权的力量，削弱了对人民的统治，从而损害了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是君主能在与其它势力的权力博奕中逐渐获胜的根本原因。
（一）北宋――历史的转折
严格地讲，自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朝建立，至公元976年宋太祖去世为止（宋太宗赵光义以宗室身份兼任重臣，有杀兄夺位的嫌疑，故北宋正常的君权继承从太宗以后算起），将近三十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一直未能实现最高权力比较顺利和有质量的继承，离宋最近的唐和五代，反而是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君主制下最高权力继承可能存在的所有弊端都在这一时期上演。
“唐代的皇位继承最为混乱，废太子者有6位，追谥太子者有11位，除高祖李渊之外，包括武则天在内的20个君主，按常规制度继位者仅有德、顺二宗，其余不是‘以兵清内难而后继大统’，便是外戚争立、母后女主于政谋立和权臣、宦官扶立。……即使是号称一代明君的唐太宗李世民本人，也不免陷入立嗣的深重烦恼之中，他一废太子李承乾，再黜魏王李泰，三立晋王李治，四欲改立吴王李恪。面对诸子弟争夺储位的极为激烈的纷争，他自叹‘我心诚无聊赖’，竞“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31]”[32]接下来的改朝换代如走马灯的五代，更把最高权力过渡的混乱进一步推向了极致。
吸取了唐及五代的惨痛教训，宋初对武将、权臣、女后、宗室、外戚、宦官这六种势力进行了严格限制，高度集权于皇帝一人。重点是把兵权一分为三，“殿前司”等“三衙”负责平时的掌兵、练兵，枢密院奉圣旨调兵，统兵作战另遣将领，同时禁止武将兼理民政、财政，从此基本杜绝了北宋之前、尤其是唐末五代以来武将频繁篡夺皇位的积弊。（元朝由于本民族传统势力的影响，没有吸收宋朝军制的优点，兵权分散于权贵手中，没有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结果是元前期宗室诸王各拥武力，为争夺汗位内战不断，中期以后军事政变频频，武将掌权胡作非为。军制上的缺陷是元朝短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宋朝加强皇权、打击内部其它势力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两宋共十八位皇帝，除宋太宗有杀兄篡位之嫌，宋理宗乃权臣史弥远拥立外，其余的皇位继承都属正常平稳，没有引起政局动荡。当皇位继承人有选择余地的时候，宋朝君主不拘泥于嫡长继承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立贤”重于“立长”，真宗、孝宗、光宗之继位即属此例。由于皇帝之外的所有势力都被有效压制，这样做基本没有引起动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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