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隆庆时期的改革（1）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１５６６年）十二月，明世宗朱厚＠①终于撒手人寰，结束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荒唐统治。作为他唯一在世的儿子，二十九岁的朱载ｈòｕ＠②继承了皇位，称穆宗，年号隆庆。隆庆历时只有短短的五年半，又夹处于在位最长的两个皇帝（嘉靖、万历）之间，因此一般都习惯地把它归入“嘉万时期”笼统而论。然而，我认为把隆庆朝视为一个转瞬即逝的过渡一掠而过，实际上是忽略了这一时期明王朝在诸多方面发生的具有转折意义的变化。本文将要论述的就是隆庆朝如何以较为良好的政治环境促进了边务，开放海禁，赋役等方面的改革，把自嘉靖中期开始酝酿的改革浪潮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为更大规模、更全面的改革作好了准备。


　　一


　　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封建国家，皇帝作为中央集权的最高统治者对朝政的影响力显然是举足轻重的，因此，一朝政治环境的好坏，皇帝品行和才干是首要因素。穆宗在帝王中，历来是一个庸碌无能的形象，虽然《明史・穆宗本纪》称他“端拱寡营，躬行俭约，尚食岁省巨万，许俺答封贡，减赋息民，边陲宁谧，继体守文，可称令主矣”［（１）］但其中失真和有意粉饰的地方也是明显的。他虽不象文宗那样迷恋神仙道术，但从即位之初就表现出懒惰的特点，元年（１５６７年）正月，“初七日传免早朝”，“十五日复示”［（２）］，给事中魏时亮上疏劝谏，“疏入留中”并不予理睬。隆庆二年，御史同弘ｃｈú＠③上疏直责穆宗“嗣位三年，未尝接见大臣，咨访治道”，［（３）］实际上整个隆庆六年，不但免朝听政已成家常便饭，即便是临朝，穆宗也显得“无所事事”，［（４）］形同木偶，他“未尝时赐请问，体察民情；储司奏章”，也“少经御览”［（５）］至于经筵日讲，也下诏停免。群臣中有上疏劝谏指责的，无论言词激烈，他不仅是不批不答，甚至冷漠到不急不恼的地步。可见穆宗对治国之术不仅是一无所知，而且也无心钻研，和所有荒于政事的皇帝一样，凭借最高统治者为所欲为的特权，他把所有的精力时间都用于游幸玩乐和享受上。还在居丧期间，他就在“后宫日为娱乐，游幸无时，嫔御相随，后车允斥”［（６）］，而且长年“纵长夜夜饮，极声色色娱”。［（７）］同时，贪财好货，也是穆宗的一大特点，他多次不顾国家财政困乏强行勒取国家库存银两。例如隆庆三年，穆宗下令取太仓银三十万两供内廷享用，户部尚书刘体乾十分为难，上疏道：“太仓银所存三百七十万耳，而九边年例二百七十六万有奇，在京军粮商价百有余万，苏州、大同诸镇例外奏乞不与焉，若复取以上供，经费安办？”［（８）］就是到这种地步，穆宗仍然取银十万两供自己享乐挥霍。如果用贤明君主的标准来衡量，穆宗的的确确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庸主，然而是否就可以一概而论认为穆宗对朝政毫无正面作用，隆庆朝也和它的皇帝一样昏庸无为呢？我想这个问题还需据客观实际来回答。


　　穆宗之前，世宗在位长达四十五年，前期兴礼仪之争几十年无休无止；后期迷信神仙方术，追求长生不死，疏于政事；加之世宗“性刚”，“好自用”［（９）］的个性，因而“厌薄言官，废黜相继，纳谏之风微矣。”［（１０）］整个嘉靖朝权臣争夺不断，其结果“一意媚上，窃权图利”［（１１）］的严嵩父子把持朝政十几年，使得朝廷一派乌烟瘴气，风气大坏。相比于世宗的刚愎自用，穆宗在个人性格上就表现得“宽恕”多了。史书称他“柔仁”，“刚性不足”［（１２）］无论这是否是对昏君的委婉之辞，但穆宗对朝政不予过问，放手交与阁臣的客观后果却是好的。即位之初，穆宗一切政令俱听由首辅徐阶，徐阶自嘉靖末年主持阁务对朝廷种种陋习弊政深有感触，借起草登位诏书予以草除，欲图大振乾纲。针对前朝言路阻隔，诏书中明确表示“一切更新之政及起用先朝建言得罪之诸臣，以逮死者追衅”［（１３）］在整个穆庆时期，穆宗虽说对阻挠自己挥霍享受的大臣（如刘体乾、詹仰庇）严以打击，不惜罢官论罪，但除此之外，对于就政事处理提出建议的奏疏他一般尚能做到不妄加裁决，而且听由阁臣们处理，尤其是一些解救国家困危的重大事件上，穆宗的这种态度反而有利于正确的意见得以实行。例如，隆庆元年，户部葛守礼建议推行“一条鞭法”，“一串铃法”，他“诏从之”。边防危急，“诏廷臣博访边才”，二年总督谭纶推荐戚继光总理蓟镇练兵，“部议从之”［（１４）］穆宗也就立即下诏书任命戚以都督同知总理苏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隆庆四年在处理把汉那吉来降一事上，高拱，张居正力排众议，肯定了王崇古的方案，穆宗予以支持，诏授把汉那吉为指挥使，才得以促成“俺答封贡”，一时解除了边患。穆宗的“无能或不愿干预国家事务，实际上使得有能力的大臣和大学士们干得更好。”［（１５）］”。隆庆时期首辅更换共４次，徐阶、李春芳、高拱、张居正四人中除李稍欠魄力外，其余三人都是具有改革思想，施政雷厉风行的人物，高拱、张居正原本就是裕邸旧属与穆宗关系非同一般，因而穆宗放手让他们处理国事就尤为彻底。隆庆一朝虽说皇帝无远见卓识，但由于君臣关系调和，又无皇帝利用宦官牵制阁臣的现象，加之主政大臣锐意改革，应该说良好的政治环境已初成气候。


　　当然我们不能认为穆宗的平庸对改革实施就不构成危害了，相反，明王朝延续了近２百年的历史到这一时期已面临着沉重的统治危机“北虏南倭”已令国家精疲力尽，财赋吏治又是千疮百孔，可以说时代已经到了一个迫切需要改革更新的时刻。毫无疑问，一个励精图治，具有鸿猷远略的君主对于推进社会革新的作用是多么重要。显然穆宗远达不到时代的要求，这也就必然限制了隆庆朝改革活动的展开和深入。


　　二


　　一朝的政治命运，除了取决于皇帝，官僚集团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主政大臣和各级官吏的素质优劣、才能高低直接影响到国家大政策略的制订和实施。隆庆六年时间，首辅更换达四次，历来被指责是“柄臣相轧”但是我认为隆庆朝臣不失为一个具有实践才干和改革魄力的政治群体，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大大超过了权力争夺的消极影响，在中后期的历史中，隆庆时期事有所成也正是得益于他们。


　　嘉靖时期，明王朝在渐趋衰落的道路中已蹒跚了近百年，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已把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从中期开始，一批具有强烈现实责任感的地方官吏开始主张实行改革，例如巡抚应天十府的欧阳铎，广东巡按潘季驯，浙江巡按庞尚鹏等，他们在局部范围取得一定的经验，但最终因朝中大臣忙于争权夺利，柔媚逢迎，无人主持改革大局而不能推广。到了隆庆朝，形势发生了较大改观。先后主持政务的徐阶、高拱、张居正，虽然他们个人之间存在矛盾，但并没有在朝臣之中结党营私混争不已，作为有远见的政治家，在对时弊的认识和改革的谋划上他们反而是智者见智，共同推进社会变革的声势。在一定意义上讲，隆庆首铺们的变革意识是日渐鲜明，国家政策因此得以一脉相贯，稳步前进。


　　徐阶在嘉靖末年取代严嵩担任首铺，在嘉隆交替之际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起草世宗遗诏之时，宣布“凡斋醮、土木、珠宝、织作悉罢”，大礼大狱，言事得罪诸臣悉牵复之。”［（１６）］当时朝野上下许多人为之“号恸感激”。［（１７）］遗诏颁布给朝廷带来一些振作更新的新气象，应该说徐阶的政治抱负也凝聚在其中。徐阶为人“持正应变”，不曲意奉上，故而“嘉隆之政多所匡正。”［（１８）］高拱于嘉绪四十五年入阁任大学士，到隆庆五年才终得爬上首辅的位置。然而他“练习政体，负经济才”［（４８）］在阁臣中一直颇具影响力。高拱十分重视边防将领的选拔，为此他于隆庆三年针对军中缺将，致使督战不力的现状进行过吏治改革。他认为“兵者专门之学，非素习不可猝应，储养本兵，当自兵部司属始，多得智谋才力，晓畅军旅者，久而任之，勿迁他曹”，“他日边方兵备智抚之选，皆于是取之”，于是“请增设兵部侍郎，以储总督之选，由待郎而总督，由总督而本兵，中外更番，边才自裕。”［（１９）］这些措施在改变边防积弱境况中都是颇具实效的。徐、高二人，史称前者“以先朝遗老正其始”，后者“以东宫旧臣厚其终”，但“忠君斡才则一，或翕或张，并起而救之”，使“海内无潢池之警，虏使有渭桥之朝，此亦千载一时之盛也。”［（２０）］至于两人之间的权力争夺，倒是次要的事。


　　张居正是有明一代的大改革家，他主持大政虽说已是穆宗之后，但隆庆时期却是他积累政治经验，奠定改革基础的关键时期。隆庆元年，张居正以裕王旧属身份升任吏部左待郎兼东宫大学士，以后他的地位就一直稳步上升，张居正有着鲜明的变革思想，早在隆庆二年八月他就在《陈六事疏》中提出了自己的六条改革建议，分别为：一省议论；二振纪纲；三重诏令；四严名实；五固邦本；六饬武备。［（２１）］这六条主张切中时弊，成为他后来推行万历十年大改革的篮本。隆庆时期的阁臣们，除了身体力行为改革谋划外，选拔有才能的人担任地方职务，全力支持合理的改革主张也是他们的一大特点。其中以高、张二人对戚继光整顿边防鼎力相助最为典型。戚事事皆与张商椎，“欲为继光难者”，张“辄徒之去。”［（２２）］应该说戚继光整顿苏镇防务未受到大的梗阻，高、张的保护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苏镇十余年战事宁息，他们也自有一番心血。


　　隆庆朝锐意改革的官僚群体中，除了以上几位主政大臣外，还包括有许多中下级官吏。例如大力举荐并协助戚继光的谭纶。整饬武备成绩菲然的王崇古，多次上疏力谏的魏时亮，在地方推行赋役改革的海瑞，庞尚鹏等等。他们在各个不同方面的改革举措与阁臣的主张上下呼应，相辅相成，共同促成了良好的改革环境。


　　以上从君、臣以及两者关系三个角度分析了隆庆朝政的利弊优劣，简言之，改革所需的人力条件至此才基本具备，但是变革之所以势在必行，又是由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决定的。因此，在以下诸节将对明王朝面临的各方面矛盾及隆庆时期相应的改革活动进行阐述。


　　三


　　北部边患从明初开始就一直威胁着明王朝的安宁。景泰年间，蒙古瓦刺部衰落，鞑靼各部取而代之成为明的最大隐患，他们逐渐进驻河套地区，并且日益强大起来，到嘉靖中期俺答汗统领鞑靼各部，不断袭击延绥大同诸边，明王朝耗尽数百万两军费仍然阻挡不了他们的侵扰抢掠。嘉靖二十九年（公元１５５０年）俺答汗军队直抵北京城下，软弱的明王朝听任其在城外肆意掠抢八日之久，“捆载而去”［（２３）］却无能为力，此后１５５４年、１５６３年北京又两度戒严。隆庆元年，俺答又多次进犯山西，九月他“率众数万，分三道自朔州老营，编头关诸处，长驱入山西，边将不能御，遂攻克奇岚及汾州，破石州“复大掠孝义、介休、平遥、文水、交城、太谷、隰州、男妇死者数万。”［（２４）］与此同时，土蛮部又在苏镇、昌黎等地入犯明朝，京师不得不白日戒严，并且诏令“五城御史体察非常，漕粮集河下者，令巡仓御史督护入城，”［（２５）］可见所谓的九边防御体系并不能真正抵挡蒙古军事势力的进犯，在双方对峙中明军仍然处于相对弱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