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1）

  来源: 象牙塔

一、“往前多走了一步”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赵宋王朝真可谓时来运转：30年前，备受贬损：“守内虚外，积贫积弱”；30年后，博得赞美：“空前绝后，登峰造极。”宋朝顶峰论，据说出自史界泰斗。的确，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邓广铭讲过：“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邓氏强调“历史不能割断”，既重视隋唐两代的“传承”，又在时间上严格予以限制，“截至明清之际”。[②]至于陈氏的论断，只怕应当正确理会，不能无限引申。正如那句名言所说：“真理往前多走一步就是谬误。”
　　宋朝顶峰论的代表作，当推萧建生先生所著《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此书号称“当代中国的《盛世危言》”，某些媒体在高度评价之余，也曾指出：“作者对每个时代史料的把握真切与否，有待历史学家去评说。其中有些分析和解释，似乎有些牵强。”[3]。萧先生断言“中国文明的顶峰不是唐朝而是宋朝”，“宋朝达到中国文明的顶峰”，并情不自禁地将宋代艳称为“大宋朝”。此书涉及面广，笔者所知有限，难以全面评论。仅就宋朝而言，其论述不乏合理的内核，但渲染过分之处似乎较多。诸如：“宋朝是一个言论自由、思想开放的时代”， “是一个充满人性化的社会，是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社会”，“残酷的礼教在宋朝是不存在的”；宋代是“一个自由开放和积极健康的多元化社会”，“开放程度是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可比拟的”；“在这个社会中，没有愚民政策，没有文字狱，没有特务横行，人民无忧无虑，具有安全感，所以充满了宁静、祥和、自然而又健康的气氛”，“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使人民过上了300年自由、富裕、文明而有尊严的生活”。在作者笔下，宋代是“知识分子、官员士大夫以及广大民众的黄金时代” ，“不仅宋朝人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而且文化和医疗普及率也远远高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知识分子的地位空前提高，确实活得很有尊严，思想独立自由，人格高贵”；“农民比以往的朝代生活得开心和幸福，在中国的历史上，像宋朝的农民那样自由、快乐地生活的朝代是绝无仅有的”，“生活在大宋王朝的人民真正是幸运的、幸福的”。甚至认为：“宋朝对妇女是一个非常尊重的社会，宋朝的妇女活得非常独立而有尊严”；“做宋朝的女人是相当幸福的”。作者将“大宋文明的成功”归功于宋朝统治者及其推行的政策。他说：“为了达到和平发展的目的，宋朝的统治者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国内经济、文化、教育之上，关注民生。”宋朝“实行和平发展和自由开放的政策，保护人权，具备了现代文明的许多特征”；“宋朝非常尊重人的自由，对人的活动不加干涉”；“官府对人民不是采取控制、压迫和剥削的政策，相反，官府对人民采取了尊重、保护、帮助和开放的政策”；“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权力，实行包容和鼓励各种思想自由发表的政策，所以在宋朝，没有思想的禁区”；“官方鼓励的言论自由，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思想的空前开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实行了300年自由、开放的政策，创造了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从而大大激发了中国人的创造精神和进取精神，使中国人敢想敢说，敢于打破旧的思维方式和传统。”赞扬宋朝官员“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不趋炎附势，不巴结权贵”，“是中国历史上最高傲、最有骨气的一群知识分子”，“贪污受贿、官官相护、吹牛拍马、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等等官场游戏规则，在宋代是没有市场的。”作者高度评价宋朝的政治制度：“国家政权完全向人民开放”；“出现了党派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政治格局” ，“君相互制的政治体制，比较有效地防止了君主专制现象的发生”；“改变了中国社会一言堂的专制传统，有力地防止了腐败的发生”。在作者看来，宋朝 “中央集权加仁政的政治模式”，“是留给现在中国人的宝贵遗产”。作者还引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宋朝是最适宜人类生活的朝代，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以表达对宋朝的“敬意”[4]。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中不少结论性判断颇具颠覆性。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对于宋代并无固执的偏见，相反倒是较为顽固的宋朝“积贫积弱”论的反对者。“人云宋史本痛史，我谓宋史亦壮篇。”30年前，当宋朝“积贫积弱”论盛行于世时，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不免失之偏颇。平心而论，北宋弱而不贫。”[5]后来又在《瞻前顾后看宋代》一文写道：“宋代纵比前代，超越前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汉朝、唐朝之后又一座新高峰。”不用顶峰而用“高峰”，以免引起误解。通史贵在一个“通”字，历朝历代均各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认识价值。为了避免陷入“扬宋抑唐”的泥潭，强调：宋代“足以同汉朝、唐朝前后相辉映，相互争妍丽。扬唐抑宋，或扬宋抑唐，均大可不必。” [6]“一种倾向掩盖另一倾向。”当时笔者就担心学界是否会在摆脱低估宋代的偏见之后，又走向高估宋代的极端。然而如今高估宋代似乎已经成为难以扭转的主要倾向。浏览网络，“宋朝是最好的朝代”、“完美无缺的朝代”，“是幸福指数最高的时代”、“没有文字狱的时代”，过甚之词不胜其举。当年王国维之次子王仲闻以“宋朝人”自诩[7]，可谓寥若晨星；如今“希望回到宋朝，生活在宋朝”者[8]，不计其数。既有“梦里回到宋朝”的文章刊布[9]，又有《梦回宋朝》的著作印行[10]。《回到宋朝当书生》、《回到宋朝当将军》、《回到宋朝当公主》、《回到宋朝当皇帝》、《回到宋朝当王爷》、《回到宋朝中状元》一类的网络小说，俯拾即是。甚至认为回到宋朝做“剩男”、当寡妇也很幸福[11]。唐朝宋朝，各有所喜，“希望回到宋朝”是各自的权利，他人不得干预。只是愚意以为，上述种种说法大抵出自对有宋一代历史的误读。人们难免会问：一家一姓坐天下的赵宋王朝果真那么完美吗？
　　提笔写此文，内心很犹豫。总算动笔了，主要出于两种考虑：第一，时下宋朝炒得太热，说得太玄乎，只怕应当泼点冷水降降温。物极必反，否则不要30年，宋朝“积贫积弱”论恐怕又将再度盛行于世。第二，某些片面的说法与笔者仿佛不无干系，如《宋代“剩男”的幸福生活：富绅争相“榜下捉婿”》、《宋朝之寡妇好嫁》一类的提法，有可能是笔者《宋代的“榜下择婿”之风》、《宋代妇女再嫁问题探讨》[12]等文的引申，笔者似乎有必要出面加以说明和澄清。对于《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作者勇于探索、勤于钻研的精神，笔者由衷地敬佩。对书中某些较为具体的枝节问题提出学术性质疑，恰恰是尊重作者说话的权利，并且不敢自以为是，希望得到批评指教。
二、没有“量”，怎么“计”？
　　足以为宋代顶峰论张目的数据莫过于：“北宋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了当时世界的80％，是明朝的10倍之多”[13]；北宋有“2280美元的人均GDP”[14]。可是，这些数据均查无实据。英国经济史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将宋代的人均GDP估算为450-600美元[15]。我国已故知名经济史家吴承明、彭泽益对此均不表认同。吴氏说：“在18 世纪以前，无论中国或欧洲的GDP 都无法精确计算，麦氏自己也说这只是guestimate (美俚语瞎猜)。”[16]“他高估宋代的经济成就，低估明代的经济发展。”[17]彭氏“对麦迪森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认为：“因为对中国经济史上的数量资料就很难搞清楚,没有‘量’,怎么来‘计’呢？”[18]
　　没有“量”，怎么“计”？前辈经济史家说得很中肯。在古代历史研究中，以例证为依据对研究对象作定性分析，其局限性之大显而易见。以数量为依据的定量分析使研究对象由模糊变清晰，由抽象变具体，其优越性不言而喻。然而史籍提供的数据本身就不甚可靠，研究者在换算、推算、估算的过程中又容易出错。笔者在采用数据时，就闹过笑话。为证明北宋“弱而不贫”，宣称：“北宋疆土虽然狭小于唐代，但耕地面积比唐代至少增加600万顷左右。”[19]《宋史・食货志》载，北宋治平年间的天下垦田为“四百四十万余顷”，同时又说 “赋税所不加者十居其七”[20]。于是，笔者便相信加上隐漏的垦田，治平年间的耕地总面积为1460多万顷。按一宋亩等于0．9市亩换算，治平年间的耕地总面积为13．14亿亩有余。须知，北宋并非大一统王朝，其管辖区的面积不足300万平方公里[21]，不到当代我国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眼下我国的耕地总面积不过略多于18亿亩，宋代竟高达13．14亿亩，这一推算显然有悖常理。葛金芳先生认为：北宋最高耕地总面积“可能接近800万顷”，南宋时期“当在600万顷上下浮动”[22]。相比之下，这个估算要合理些。“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是句老话，然而古人的言论并非一概可信。至道元年（995）九月，参知政事张洎称：当今“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矣。”[23]这分明是句模糊乃至夸张的片言只语，竟被解释为：“宋朝的京城人均财富是汉、唐的十倍”，并进而引申为：“宋朝人均财富是汉、唐的十倍”，“两宋财富也许已经超过了秦、汉、晋、隋、唐、元、明、清这八朝的总和”[24]。这只怕也是个笑话。依据宋代史籍关于财赋收入的记载来估算宋代的财富，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宋人的统计采用不同名数相加的办法，往往以贯石两匹或贯石两斤等为单位。这种统计方法本身就很不科学。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不时以数据说明问题，所用数据均有来源，只是个别数据仍有斟酌的余地。如作者说：“宋朝时平均每个农民每年生产粮食为4158斤，而在两浙、江东、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等发达地区，每个农民平均每年生产粮食为6930斤。”“再拿当代农业生产率来比较，1980年我国粮食总产为6363亿斤，每个劳力平均生产粮食为3421斤，依然远远低于宋朝的农业生产率。可见宋代农业之发达。”然而这组数据出自推算，且有疑点。估算者在宣称“这的确是个令人惊异的成就”之后，又缺乏自信地说：“估测不会离谱太远。”[25]这类有些“离谱”的数据，最好不予引用。又如作者说：“宋朝的城市化水平已经很高。”究竟高到什么程度？台湾经济史家赵冈有个估算：“南宋时的城市人口已上升到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而到了1820年，又降到了总人口的7％。”麦迪森对此已提出异议，认为其证据“非常单薄”，依据“缺乏严肃可信性”[26]。再如作者说：北宋“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居民也基本用煤作燃料。当时西方都是用木头劈柴生火做饭取暖。中国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各大城市都没有达到城市全部用煤的水平。”其主要依据无非是宋人庄绰《鸡肋编》里的一条记载：“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然薪者。”[27]50多年前，日本知名史家宫崎市定正是根据这条记载和其它史料，证明宋代“煤之普遍使用”[28]。我国已故史家严耕望指出：“这项概括性的结论，诚然很动听，显得光辉有魄力；一般学人也多风从其说，以为定论。但仔细看来，不无问题。”严氏列举出八条反证，证明庄绰的记述“过分夸张”，“其实北宋汴京的燃料恐怕仍以薪柴为主,至少薪柴与石炭参半。”并告诫后学：“不要忽视反面证据。”[29]庄绰这条记载又称：“今驻跸吴越，山林之广，不足以供樵苏。虽佳花美竹，坟墓之松楸，岁月之间，尽成赤地。”“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30]此言或许同样“过分夸张”，但南宋临安的煤炭供应情况较北宋汴京差别较大，应当是事实。关于北宋开封一地的煤炭使用状况，严氏的总体估计偏低，王曾瑜先生作了相当详尽的动态考察。其结论是：“自北宋开国至宋英宗时的百馀年间，开封的燃料大体上使用柴和木炭。然而自宋神宗以后的近六十年间，开封燃料构成确实有很大变化，石炭的使用渐趋突出，最后占据开封燃料的主体，甚至可以供应外地。”王氏同时又指出：“南方煤炭资源不足”，“在宋人记载中已反映得相当清楚。”[31]在宋代的四川等广大南方地区，包括其主要城市在内，居民只怕远远未做到“基本用煤作燃料”。
三、“民间苦赋重”，“王税何由备？”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宋代是广大民众的苦难时代。清人赵翼的论断常常被引用：“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32]赵氏之说未必很准确。《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则认定：宋朝是“广大民众的黄金时代”，“在中国的历史上，像宋朝的农民那样自由、快乐地生活的朝代是绝无仅有的”。其主要依据是唐诗和宋诗：“只要看看唐朝和宋朝诗人描写农民的诗歌就知道了”，唐诗“描写的却是农民的苦难史。而宋朝的诗歌里，记录的却是农民的欢歌笑语声”。
　　不必查阅卷帙浩繁的《全宋诗》，仅在钱钟书《宋诗选注》中就有宋代农民欢乐说的大量反证。北宋王安石《河北民》曰：“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依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天地白日昏，路傍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刘《江南田家》云：“官家不爱农，农贫弥自忙。尽力泥水间，肤甲皆疥疮。未知秋成期，尚足输太仓。不如逐商贾，游闲事车航。”南宋徐照《促促词》曰：“东家欢欲歌，西家悲欲哭。丈夫力耕长忍饥，老妇勤织长无衣。”戴复古《庚子荐饥》云：“饿走抛家舍，纵横死路歧。有天不雨粟，无地可埋尸。劫数惨如此，吾曹忍见之。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 至于梅尧臣的《汝坟贫女》、苏舜钦的《城南感怀呈永叔》、张舜民的《打麦》以及范成大的前后《催租行》，更是描述宋代农民苦难生活的名篇。足见，宋朝人并没有感受到生活在大宋王朝的幸运和幸福，而是一再叹息：“开工作民良久艰，谁知不如牛马福！”“人贱不如泥，三叹而已矣。”笔者无意因此认为宋代农民的生活比唐代更苦，应当承认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宋代农民的生活在总体上有所改善，但程度毕竟有限，不宜渲染过分。北宋张咏《愍农》诗曰：“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贫。”[33]诗句难免夸张，但宋代农民并没有充分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应当是事实。
　　南宋利登《野农谣》云：“今年二月春，重见劝农文。……一年三百六十日，念及我农惟此日。”[34]刘说得更直白：“官家不爱农。”这些话笼统了些，对宋代的农业、农村、农民政策应作具体分析。客观些说，宋朝统治者不可能一味 “杀鸡取卵”，确实采取了若干“养鸡生蛋”的惠农措施，以便培育税源，稳定社会，巩固政权。但《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的认识与刘截然相反，只怕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作者断言：“官府对人民不是采取控制、压迫和剥削的政策，相反，官府对人民采取了尊重、保护、帮助和开放的政策。”梅尧臣《田家语》诗云：“谁道田家乐，春税秋未足。里胥扣我门，日夕苦煎促。”[35]宋诗中这类抨击官府压榨、盘剥农民的篇章为数不少。宋代尤其是南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北宋李觏浩叹：“役频农力耗，赋重女工寒”；“产业家家坏，诛求岁岁新”。[36]南宋朱熹指出：“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所以有靖康之乱。”[37]连宋孝宗也不得不承认：“税赋太重。”[38]百姓哀叹：“王税何由备？”[39]宋代佃农、自耕农分别负担哪些租税以及负担如何沉重，学界论述不少，这里不必重复。总之，宋代的实情是“民间苦赋重”，[40]宋代农民的幸福指数并不高。
四、“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
　　《宋史・食货志・振恤》曰：“若丐者，育之于居养院；其病也，疗之于安济坊；其死也，葬之于漏泽园，岁以为常。”[41]南宋遗民周密《武林旧事》云：“病者则有施药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则有慈幼局，贫而无依者则有养济院，死而无殓者则有漏泽园。”并发出了怀旧的感叹：“民生何其幸欤！”[42]或许正是依据有关史料，《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认为：官府“保护”、“帮助”人民。此说又被引申为：“如果你是一个宋朝人，从你被怀在母亲肚子里开始，到你出生，到你受教育，到生老病死，你都会得到宋朝国家福利政策照顾。”并赞叹：“伟大的宋朝福利，可以与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甚至断定：“宋朝街上没有乞丐，因为乞丐都被政府收养了。”[43]
　　宋代设立的社会福利机构确实不少，除上述居养院等机构之外，还有为资助贫穷人家生儿育女而设立的举子仓、举子田、慈幼庄，为平民提供低价药品而设立的和剂局、惠民局，为收治患病囚犯而设立的病囚院，等等。当时，生、老、病、死等社会民生问题相当严峻，宋朝为缓解这些问题所作的种种努力无疑应当受到历史的肯定[44]。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毕竟较低，官府的财力有限，加之吏治腐败，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不大，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以下四点值得注意：
　　第一，实施时间短。如负责安葬贫不能葬的死者的义冢，元丰年间（1078-1085）在开封府界始具规模，但更名为漏泽园并推广到全国是在崇宁三年（1104），23年后北宋即亡国。负责收养遗弃婴儿的慈幼局设立于庆元元年间（1195），宋理宗时“令天下诸州建慈幼局”[45]，数十年后南宋便覆灭。所有这些机构均旋兴旋废，并非始终存在。
　　第二，规模小。如负责收养老疾穷丐者的居养院，其前身福田院系继承唐朝旧制，北宋初年已有之，但东、西两所仅收养24人而已。嘉v年间（1056-1063）增设南、北福田院，每所以收养300人为定额，仍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各地的漏泽园规模一般都不大，以致“暴骨如莽，后殡者多发前冢，弃枯骼而纳新棺。”[46]
　　第三，覆盖面窄。如福田院、和剂局、惠民局等通常仅设立于京城，举子仓、举子田、慈幼庄仅分别创行于福州、桂阳军（今湖南桂阳）、江南东路。所有这些机构并非全国各地都有，特别是广大农村往往被遗忘。正如当时人所说：赈济孤独之政，“其惠偏于市井，而不逮山谷”。[47]
　　第四，弊病多。如居养院往往收养不当，“宜收而弃，以壮为弱，或减克支散，或虚立人数，如此之类，其弊多端。”[48]专门负责救助贫病的安济坊，由于官吏敷衍塞责，或“为庸医盗其直，或有药而不及贫下人”。[49]惠民局、和剂局本应为民众提供廉价优质药品，但其官吏将这类药品“留应权贵之需”，民众气愤地称“惠民局为惠官局，和剂局为和吏局”[50]。官府以漏泽园安葬死者的多少考核守园僧人，守园僧人“遂有析骸以应数者”，以便冒领“恩例”[51]。不少惠民政策并未兑现，如生子给钱米。绍兴年间，司农寺主簿盛师文指出：“临安市井穷民未闻有得斗米千钱者”，并感叹：“况于乡村与夫穷僻镇聚？”[52]当时杀婴之风盛行，特别是在福建西部等南方山区，“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53]包括生子给钱米以及设立慈幼局在内的一切慈幼举措，其目的都在于扭转杀婴之风。然而由于这些举措往往口惠而实不至，杀婴之风终有宋之世而不变。可见，对于宋朝的社会福利不能估计过高。
　　至于说“宋朝街上没有乞丐”，显然不是事实。《东京梦华录》、《梦粱录》两书就有关于乞丐的记载，朱熹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54]一语。某些时段、某些地区或因灾荒或因苛政或因物价飞涨，乞丐为数不少。如宋神宗初年，受灾的河北地区，民众“舍其亲戚，弃其邱垄，流离道路，乞丐于人。”[55]宣和年间（1119-1125），刘寄等官员在京西地区，“取民间税地，谓之公田，敛取无艺，百姓失业，流丐者众。”[56]嘉定二年（1209）冬，“时都城米价踊贵，楮币不通，乞丐之人有群攫饼饵于传法寺前者。”[57]官府对于乞丐，不是也不可能一概收养，有时还加以驱赶。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为迎接宋真宗东封泰山归来，“贫儿乞丐尽被开封府赶在城外”[58]。宋代不仅有乞丐，还有丐帮，“宋时丐者之长曰团头”。[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