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国经济史论坛 （四）武王将殷遗民迁居西土的意图
推翻商人的统治之后，如何对待被征服的商人，是关系到新建立的周王朝能否巩固的大问题，为此周人采取了许多措施。学者通过研究，将其归纳为两大项，一是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32】，二是周公在东征过程中将殷遗民或分封给鲁、卫等诸侯国，或迁移到雒邑等异地，以便进行分化瓦解。尽管学者广泛搜集了包括史墙盘等青铜器铭文在内的各种资料，但由于受《尚书・周书》之《多士》等传世文献的影响，仍然没有注意到武王也曾将殷遗民迁居西土的问题，致使这一重大史实长期以来被历史的尘埃遮盖。【33】只有少数学者从青铜器铭文的记载，隐约地感觉到可能有武王迁殷遗民于西土史实的存在。许倬云先生说：“武王克商后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将东土俊杰成族的迁到陕西……这一措施也可说是西周建立新国族的第一步。”【34】这一观点很有见地。现在有了《商誓》的记载，再辅以史墙盘铭文、周原甲骨文等古文字材料的证明，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离开商都时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的史实，就可以肯定下来了。
不过，武王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的目的，与后来周公将殷遗民或分封给鲁卫或迁移到雒邑以瓦解其社会基础的目的有所不同，可能是为了笼络殷遗民中的上层分子，并利用其在文化上的优势为周王朝服务。痹钟（《集成》1．251―6）所载微史烈祖“以五十颂处”，即凭借掌握五十种礼容的本领而安处于周，【35】就是对武王真正意图的最好诠释。
二、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途中登临太室山以选择雒邑地址
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途中登临太室山（今河南嵩山）以选择雒邑地址的史实，记载于天亡簋、《度邑》等史料之中。
（一）天亡簋记载的武王登临太室选择雒址的史实
天亡簋是一件制作于西周初年武王时期的青铜器，其铭文是：
（7）乙亥，王又[有]大丰[礼]。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喜[傣]上帝。文王德在上，丕显王作省，丕肆王作赓。丕克乞[迄]衣[殷]王祀。
丁丑，王飨大宜。王降。亡得爵复y。唯朕又[有]蔑，每[敏]扬王休于尊簋。（《集成》8．4261）
由于是西周时代最早的青铜器之一，天亡簋自清代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以来备受学者重视。铭文开头的历日，据下文“丁丑”可知应是“乙亥”，也就是说铭文所载史实发生于乙亥、丙子、丁丑三天之内，对此学者没有异议。另外，多数学者认为铭文中祭祀上帝、祭祀文王的“王”是武王，作器者是“天亡”，天亡就是太公望。【36】
在这三点之外，学者对铭文所载地点、事件认识的分歧较大。分歧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学者对铭文中的“天室”有不同的理解，进而对武王祭天祀祖的地点、经过、目的等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大致说来，对“天室”的理解主要有两种。其一，天室是“辟雍内水中丘上的明堂”。陈梦家、黄盛璋是代表学者。【37】其二，天室是太室，太室就是太室山，即今河南嵩山。蔡运章、林V是代表学者。【38】这两种观点有明显的时代性，前者主要流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者主要流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其根源可以上溯到孙诒让等学者对古文字“天”、“太”二字可以通用，因而“天室”就是“太室”的讨论，以及杨树达、唐兰二位先生将天亡簋中的“天室”、《度邑》中的“天室”与太室山的联系。【39】
将天室解释为宗祀文王以配上帝的明堂，有一些窒碍之处，最大的一点是没有与今本《逸周书》之《度邑》的记载协调起来。“天室”之称，于古文字只出现在天亡簋中，于古文献只出现在《度邑》中，因此二者的对应绝不会是偶然巧合，一定有必然联系。【40】《度邑》是学者公认的西周文献，其中三次提到“天室”：
（8）王曰：“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
（9）王曰：“呜呼，旦!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室。其有宪命，求兹无远。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自洛I延于伊油，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有河，宛瞻延于伊洛。无远天室。”
有夏之居，即夏人故地，在今豫西一带。【41】三涂，即三涂山，在今河南嵩县西南十里伊河之北。【42】岳鄙，即黄河北边的太行山南麓之地。【43】河、伊、洛，即今黄河、伊河、洛河。武王的话，为我们描绘了二个延展于南、北、西三个方向的非常广阔的视野，这样的视野在平原之地或地面建筑都不可能具备，只有在高山之巅才可能获得。结合三涂、岳鄙、伊洛、黄河等山川地理，学者认为武王描绘的是在嵩山之巅见到的情景。嵩山位于今河南登封境内，古称太室、天室，海拔1368米。这意味着武王的度邑是在太室山上进行的。【44】
以对《度邑》所载武王讲话的认识为前提，重新解读天亡簋铭文，学者发现该铭中的“王凡三方”【45】，正与武王所讲相吻合。凡，即般、盘，古文字从般得声的字一般有旋、转之义，因此“凡”可以读为“〈般目〉”。《说文解字》目部云：“〈般目〉，转目视也。”那么，“王凡三方”就是武王向南、北、西三方瞻望。【46】另外，该铭中的“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之后，紧接着一个“降”字，也与武王于太室山上瞻望之后下山的情景相吻合。【47】
然而，囿于“天室”是明堂的观点，对“王凡三方”，陈梦家先生解作“（王）泛舟于（辟雍之）大池中的三方”。对“王祀于天室”，陈梦家先生解作：“王祀于辟雍内水中丘上的明堂。”对紧接两句后面的“降”字，属下而读，作“降天亡又王”，使得句子的主语变成了“天”或“上帝”，与上下文极不协调，致使文意也扦格难通。【48】因此，将天亡簋中的“天室”解释为明堂不可取。与此相反，蔡运章、林V等学者主张的“天室”是太室山的观点，既有古文献做依据，又能照顾到铭文的上下文意，因而是正确的。
将天亡簋与《度邑》进行对比，不仅成功地解决了“天室”的释读问题，而且受《度邑》主题的启发，学者对天亡簋所载史实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认识。
首先，天亡簋之“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记载的是武王在太公望的佐佑下于太室山巅选择雒邑地址、举行祭天祀祖典礼的史实。因为在当时人的观念里位于天下之中的太室山具有通天的宗教功能，所以武王将自己选择雒址、祭天祀祖以永保天命的行为归结为“定天保，依天室”【49】。能印证学者揭示的天亡簋所载武王选址、祭天史实的古文字材料，是西周初年成王时期的何尊：
（10）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棵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殳民……（《集成》11．6014）
由何尊可知，武王为计划在中土营建新都确曾举行过祭天典礼，与天亡簋、《度邑》的记载基本对应。同时，我们由武王强调的“中国”体会到，武王将雒邑地址选在位于天下之中的太室山下，除了“定天保、依天室”的宗教目的外，还有其现实考虑，即周人的政治中心偏居西方，对东方的控制相对较弱，新建立的周王朝要作天下共主，就必须将政治重心向东转移。这当是《度邑》所载武王在临终时念念不忘营建雒邑，以至于将其作为与王位继承一样重要的遗命而托付给周公的主要原因。后来周公、成王营建雒邑，都是在遵照武王的遗愿办事，所以才有何尊记载的成王在迁都成周时重提武王计划在中国营建雒邑的往事。
其次，武王登临太室以选择雒邑地址，是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途中进行的。对于这个问题，学者的认识歧异较多，有必要做深入辨析。
（二）武王登临太室选择雒址完成于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的途中
武王为雒邑选址是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途中进行的，对此予以记载的是《度邑》。《度邑》开头云：“维王克殷国，君诸侯，乃厥献民征主九牧之师，见王于殷郊……王至于周，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寝”。这是对武王嘱托周公“定天保，依天室”原因的说明。这句话告诉我们，度邑活动处在武王离开殷郊至回到镐京之间。林V、蔡运章、邬可晶等学者赞同此说，尤其蔡运章先生还结合《世俘》所载武王伐纣历日，编排了武王登临太室以选择雒址的具体日期。【50】
蔡先生认为，武王伐纣从戊子日离开镐京到丙午日返回镐京共历148天，天亡簋所载发生于“乙亥”至“丁丑”三天中的武王登临太室选择雒址的史实，上距牧野之战的甲子日是12天，下距武王返回镐京的丙午日是3个月。前一个阶段，甲子、乙丑两天是牧野之战、建立周王朝；丙寅到辛未的六天是武王罢兵西归抵达偃师；壬申到癸酉的两天是武王在伊、洛之滨相宅；甲戌日武王起程赶赴太室，准备下一天乙亥日的典礼。后一个阶段，从戊寅到壬辰的75天是武王在伊、洛之滨营建新都洛邑，从癸巳到丙午的14天是武王离开洛邑返回镐京。【51】
蔡先生将天亡簋所载史实放在武王伐纣大背景之下，并且将其历日与《世俘》所载武王伐纣日程结合起来，作通盘考察，确属真知灼见。但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蔡先生编排的武王伐纣日程，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天亡簋史实的定位均存在较多问题。第一，认为《度邑》所载史实是武王在伊、洛之滨相宅，天亡簋所载史实是武王在太室之巅祭天与在伊、洛之滨定宅，二者不是一件事，而是前后相连的两件事。第二，对《世俘》所载有较多错误的武王伐纣日程未加辨别就予以全盘采纳。第三，将利簋所载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途中所经之地“〈宀〈柬间〉〉”，主观地解释为今河南偃师。
天亡簋与《度邑》从不同的角度记载了武王登临太室山选择雒址、祭祀上帝的史实，已如上述。此处着重辨析造成蔡先生所作考证乖离实际的后面两个原因。
《世俘》所载武王伐纣日程有较多错误，顾颉刚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指出了。比如两个“辛亥”问题，顾先生说：“武王以二月二十七日甲子诛纣，到四月十四日庚戌‘燎于周庙’，凡四十七天，下一天辛亥就祀于天位，在这四十八天里着不得两个‘辛亥’。如说四月辛亥武王在周都祭祀，那么上一个辛亥，武王在殷都‘荐俘殷王鼎’就非排在甲子诛纣前十三天不可，这是无论如何讲不过去的。”【52】对于这个问题，先后有赵光贤、李学勤等学者进行了研究，最后得出一致结论，即第一个“辛亥”所在段落被置于武王派兵遣将征伐商人属国的过程中是错简。【53】以这一认识为前提，赵光贤、李学勤、罗琨先生都编排了武王伐纣日程表。三位学者所排日程表虽然在有无闰月、是否改朔等某些问题上仍存在差异，但总体框架基本一致，即从牧野之战的二月甲子日到武王在镐京举行祭祀的四月庚戌日，共计40多天，兼跨3个月。【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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