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史实补考（1）

  来源: 中国经济史论坛

【内容提要】武王伐纣的史实，在《世俘》所载之外，至少还有两项内容：一是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离开商都时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二是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途中登临太室山以选择雒邑地址。前者见于《商誓》、史墙盘等，后者见于天亡簋、《度邑》等。武王迁殷遗民于西土，是为了利用其文化优势为新建立的周王朝服务；武王登临太室山选择雒邑地址，是为了以太室为重心经营东方。二者都完成于武王伐纣过程之中，因此都是武王伐纣史实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武王伐纣；迁殷遗民；选择雒址；《商誓》；天亡簋；《度邑》


　　【作者简介】张怀通，1963年生，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武王伐纣是发生于商周之际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于这项史实，学者虽然在其发生年代上的看法莫衷一是，【1】但在其具体过程上的认识却基本一致。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世俘》的存在。《世俘》是一篇保存在今本《逸周书》中的较为可信的西周文献，记录了从“维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2】，到“维四月己未旦【3】，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的武王伐纣过程。为此，唐兰、赵光贤、李学勤、罗琨等学者依据《世俘》记载，构拟了武王伐纣日程表。【4】


　　有了《世俘》记录，有了学者所作日程表，武王伐纣过程似乎较为清楚了。但是，由于《世俘》的体裁，按照朱熹的说法，是纪事本末体的滥觞，【5】主题是记叙武王伐纣胜利后举行隆重的献俘礼【6】，因此《世俘》“作者”在布局谋篇时对原始材料肯定有所舍弃。这意味着学者主要依据《世俘》得到的看似较为清楚的武王伐纣过程，可能并不是武王伐纣史实的全部。


　　至少有两项在武王伐纣过程中发生的史实因为与《世俘》主题无关而被舍弃。一是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离开商都时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二是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途中登临太室山（今河南嵩山）以选择雒邑的地址。对于这两项史实，学者都已经做过研究。遗憾的是，由于学者或者没有将其放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来考察，或者没有将其结合着学者依据《世俘》所编最新武王伐纣日程表来考察，从而使得这两项史实仍然处于若明若暗之中。有鉴于此，笔者尝试着在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商誓》、《度邑》等文献，以及史墙盘、天亡簋等青铜器铭文，对这两项史实再进行探讨，以之作为对武王伐纣史实的补充考证。


　　一、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离开商都时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


　　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离开商都时，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的史实，记载于《商誓》、史墙盘等史料之中。


　　（一）《商誓》记载的武王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的史实


　　《商誓》是今本《逸周书》的第四十三篇，经刘起舒等学者考证，确是西周文献。【7】李学勤先生进一步认为：“《商誓》之作，只能在武王居于殷都的几天期间。”即从牧野之战胜利之后到离开商都之前，因此向学界呼吁：“《商誓》篇的重要性绝不下于《尚书》中的周初各篇。它或许正是删《书》之余，能够保存至今，殊足珍贵。今后研究殷周之际史事，希望不要忘记这一宝贵文献。”【8】然而，《商誓》是西周文献、有较高史料价值虽然得以确定，但到底与哪些史实有关系，却不见有学者加以揭示。其实，武王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就是《商誓》涉及的重要史实之一。


　　《商誓》记载的是武王对殷遗民“伊旧何父，口口口口，几、耿、肃、执，乃殷之旧官人序文口口口口，及太史比[友]、小史昔[友]，及百官、里居[君]、献[贤]民”的讲话。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讲周人伐商理据，以及对待殷遗民的政治策略，主要有三项内容：一、“予惟甲子，克致天之大罚。”大意是，我于甲子日伐纣灭商遵从的是上天之命。二、“在商先誓[哲]王，明祀上帝”；“商之百姓无罪，其维一夫”。大意是，罪恶全在纣一人之身，与商人以及商人先祖无关。三、“予既殛纣承天命，予亦来休命。尔百姓、里居[君]、君子，其周即命。”大意是，我既已诛纣，膺受天命，你们要听从天命，接受周的统治。这三项内容相互交叉，反复出现，贯穿于武王讲话始终，起到了分化商人、消解商人反抗意志的作用。


　　第二个层次是在第一个层次基础之上宣布对殷遗民采取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两项内容。首先，“尔多子其人自敬，助天永休于我西土，尔百姓其亦有安处在彼。宜在天命，口及侧兴乱”【9】。大意是，你们这些“多子”与“百姓”要自我谨敬、顺应天命，以便使上天永远保佑我们西土，这样你们就可以在西土安居。服从天命的安排，不要发起叛乱。其次，“予天命维既咸，汝克承天休于我有周”；“敢逸僭，予则上帝之明命……予维及西土，我乃其来即刑”。大意是，我既已膺受天命，你们要以服从周的统治的实际行动来赢得天命的眷顾，如果胆敢反叛，我将执行上帝之命，从西土来给予你们刑罚。


　　第二项内容针对的是留居商都的殷遗民。《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这就是三监问题，对此已有学者做过深入研究，本文不必多论。


　　此处应当给予特别关注的是其中第一项内容：“尔多子其人自敬，助天永休于我西土，尔百姓其亦有安处在彼。宜在天命，口及侧兴乱。”对于武王的这句话，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首先，武王讲话地点。武王讲话中“西土”与“彼”对应，那么“彼”所指应当是西土；将西土称为“彼”，说明武王讲话地点是在商都。其次，武王讲话对象。武王讲话的对象是“多子”与“百姓”，“多子”与“百姓”在商周甲骨文、金文中是有专门指称的词语：


　　（1）惟多子飨？    （《合集》27648）


　　（2）贞，惟多子飨于室？    （《合集》27647）


　　（3）惟多生飨？    （《合集》27650）


　　（4）善敢拜稽首，对扬皇天子丕丕休，用作宗室宝尊，唯用绥福，号前文人，秉德恭纯，余其用各我宗子与百生。（善鼎，西周中期，《集成》5．2820）


　　前三例中的“飨”，朱凤瀚先生认为：“综观卜辞‘飨’均用作祭名，不作宴飨之义。


　　所飨者，均王室先人。这里是卜究竟是多子还是多生参加王室飨祭。”【10】也就是说，“飨”是商王室举行的由“多子”与“多生”参加的祭祀先祖的活动。例（1）、（2）中的“多子”，朱凤瀚先生认为：“是指多位‘子某’，其中当包括一些‘子族’的族长”，“‘子某’是王子，在一般情况下，生存的‘子某’最远可能是时王之祖辈（即时王之祖的兄弟），更多的可能是时王的父辈（即时王之父的兄弟，今所谓叔、伯）、兄弟等，或时王之亲子，因此‘子某’们与时王有着较近的血缘关系”【11】。即在世“多子”的血亲范围一般可以从时王之子一直上推到时王之祖的兄弟。例（3）中的“多生”与例（4）中的“百生”，朱凤瀚先生认为：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百生，即百姓’与殷墟卜辞中的‘多生’意近，是指众多个家族的族长”，“‘多生’的身份亦是族长一类贵族。但同姓方可参加王室祭祀，所以‘多生’不会是异姓”【12】。也就是说，两例中的“多生”、“百生”，是多姓与百姓的初文，而多姓与百姓分别是商王与善的同姓家族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