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先生及其《国学讲演录》（上）

  : 吴永坤

　　先生姓章，原讳学乘，字枚叔。后易名为炳麟。嗣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名讳以号行，世人称之为“太炎先生”，自称则曰“炳麟”。祖籍浙江余杭（今属杭州市），生于1869年，卒于1936年，享春秋六十有八。先生是民主主义革命家、思想家、语言文字学家、经学家。先生的这几种身份概括起来可以说就是革命家和学者，并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先生幼年即受家学熏陶（七至十六岁先后受外祖父、父亲、长兄的训诲），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受过极其严格的训练。且因应童子试时发病而得以不再为科举考试作八股文耗费时间与精力，从而专心学业，打下了雄厚的学术根基。他先后用了三年时间，通读了《学海堂经解》和《南菁书院经解》共两千八百余卷。弱冠至杭州，入诂经精舍，师从名儒曲园俞樾，前后学习达八年。他遍读经史子集，尤其留意于明清之际学者的著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一姓兴亡轻，民族盛衰重”的见解，对他启发很深，且影响了一生，从而成为他作为革命家、思想家的思想行为的一条主线；加之，听了、读了清代多起文字狱大案资料，更强化了他辨“华夏、夷狄”的传统士子的意识。先生幼年及青少年时期刻苦读书、研习经典这一番“扎硬寨、打死仗”的功夫，使他成为十九至二十世纪的思想家、学术伟人。而先生壮年，正值国势衰颓、列强肆虐、清廷腐朽、民生维艰时期。其时西学东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译作不断涌现，先生广泛地涉猎了这些译作，尤其是近代德国哲学。为了钻研佛教经典，他还通晓了梵文。在救国图存的潮流中，先生视界广阔，起点高远。所以当他得知孙中山蓄志推翻清廷时，立即引起共鸣。1896年底，他不听老师俞樾的劝阻，离开了诂经精舍，到上海汪康年任经理的《时务报》担任笔政，投身维新运动。从此，开始了他近三十年艰辛而曲折的革命家的生涯。先生个性极强，从投入维新运动之日起，一旦发现对方的主张、思想与己不合，便毫不含糊地与之分手。其时，先生虽赞成“维新”变法，但反对康有为的“神道设教”――康氏把孔学宗教化，而康梁门徒又把康氏教主化，谀称之为“圣人”。先生直攻其妄，招致康梁门徒的围殴，因此愤而离沪返杭，开始撰写驳康氏名作《新学伪经考》的论文。只是出于顾全当时政局的大势，才听从了同乡著名《周礼》专家孙诒让的劝告而中断了写作。但这并不表明先生与“新孔学”的妥协，相反，从此先生与康梁“改良派”在政治上分道扬镳，走上了坚决推翻满清的革命道路。在此期间，先生组织“兴浙会”与译书公会，创办《译书公会报》并出任主笔。此后，先生不仅研读西方学说，且自己译过西作。“百日维新”失败后，“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先生以曾任《昌言报》主笔故，被清廷列名通缉而避走台湾，出任《台湾日日新报》特约撰述。次年的五月，先生东游日本，首次与孙中山先生会面；当年七月返国后，由沪转浙。因宣传革命，1900年至次年底，先生多次被清廷指名追捕。1902年初，再度赴日避难，与孙中山先生共商革命大计。四月，潜回乡里。1903年，应蔡元培邀请，赴沪至爱国学社任教职，且经常发表演说，鼓吹革命。期间，结识了因在日剪掉湖北留日学监辫子而被迫秘密回国的邹容，随即与邹容、张继、章士钊一起结为兄弟。不久后，先生写定并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中石破天惊地直斥光绪皇帝为“载小丑，不辨菽麦”；且在为邹容《革命军》作的序中称《革命军》为“义师先声”，是震撼世界的“雷霆之声”。因而清廷恨之入骨，勾结租界工部局，逮捕了先生与邹容，悍然判处先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罚作苦工。这就是上个世纪初轰动中外的“苏报案”。尔后邹容瘐死狱中，先生则在监禁期满出狱后，由孙中山先生派来的使者陪同，再次赴日，并在日本由孙中山主盟参加了同盟会，接任《民报》总编辑和发行人。先生与黄兴一文一武，成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同时，他还建立了国学振起社，讲演国学，前后演讲五年，至武昌起义消息传至东京时，始中断讲业。后来在中国现代史上声闻遐迩，并在许多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黄侃（字季刚）与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以及钱夏（字季中，后更名为玄同，又自称疑古玄同）、许寿裳（字季芾）、朱希祖（字逖先）、龚宝诠（字未生）等人，就是这段时期登章先生之门而入其室的。
　　辛亥革命前后，先生忽光复会，忽同盟会，与孙中山先生分分合合，个中是非与缘由，难以备述。但他们还是合时多而分时少。民国元年（1912），先生出任孙中山总统府的枢密顾问。民国三年（1914），在北京大闹袁氏总统府。民国四年（1915），反对袁世凯称帝，曾在被袁氏软禁之室大书“速死”二字高悬于壁，以示决不与帝制共存。其时先生长女随侍在侧，忧其父为袁氏软禁而自缢，先生以绝食方式，以生命与袁氏抗争。在此期间，先生收了日后亦有大名的吴承仕（字简斋）为弟子。民国六年（1917），先生反对“辫帅”张勋复辟，参与孙中山先生发动的“护法战争”，并出任孙中山大元帅的秘书长。1919年后，先生反对护法军政府与北洋军阀政府妥协议和而主张联省自治。民国十一年（1922）春夏之间，先生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主讲国学。孙中山先生于民国十四年（1925）三月逝世，先生写了38字挽联哀悼之，比孙先生为孙权，赞誉其光复之功。尔后两个多月，发生了“五卅”运动，先生发通电，要求收回租界。同时反对冯玉祥联俄，主张打倒“赤化”，反对蒋介石组织北伐（反“赤化”矛头也是针对蒋介石）。这些是先生严辨“夷夏”的必然行动。但先生应军阀孙传芳之邀，就任修订礼制会会长，行“投壶”礼一事，别说世人不理解，即使他的门弟子们也不得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了，于是有两位重复了二十年前先生做过的事：写了《谢本师》（“谢”者，告别之谓也，引申为绝裂）的文章。其中一位，在编自己集子时，与先生编自己文集时一样，将其删掉了；另一位就是后来当了汉奸的周作人。但在其发了《谢本师》十多年后，他被报应似的亦为其学生“谢”了一回。当他投敌任伪职的消息传出后，魏建功、台静农等周之昔日学生，也写了同类文字。2001年江苏教育出版社的《魏建功文集》第五册，就有一篇《对周作人〈谢本师〉的果有其人》的宏文。三代学人“谢本师”，说来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掌故，却折射着当事者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状况与人生追求。不过，第一位被“谢”的俞曲园（樾）先生，最多是思想陈旧的遗民意识而已；第二位被“谢”的章先生除了好古太甚而外，似乎也说不上别的什么罪名，顶多不过是“食古不化”罢了；第三位被“谢”的周作人，却失去了民族大节，被“谢”到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了。
　　1927年“四•一二”后，上海特别市党部呈请国民党中央以“第一名学阀”名义通缉先生。1928年底，先生抨击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攫夺国民的政权，应予以讨伐。上海市再次要求按“惩戒反革命条例”对先生予以通缉。1931年，“九•一八”事变，先生对蒋介石、张学良拱手将东北让日本占领很不满。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先生与熊希龄等人组织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通电要求国民党各派系，或联合全民总动员以收复失地，或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1932年2月20日，先生仓促避兵离沪赴北平，5月23日由平返沪，期间先后在民国学院、燕京大学、中国学院、平民大学等院校演讲代议制及国学问题。先生操吴方言，故在平的几次讲演，均由先生入室弟子、其时亦避兵祸在平的黄侃代为“重宣”（即以“官话”重复之）一过。在平数月，先生的门弟子黄侃、吴承仕、刘文典、沈兼士、钱玄同等人经常趋问、随侍，其再传弟子魏建功、陆宗达，亦由各自的老师引见。期间，先生会见了政要张学良、熊希龄，学人陈垣、杨树达、徐悲鸿等人，议政论学，未尝或停。由平返沪途中，经山东而至青岛讲学。返沪次年，与马相伯联合发表宣言，痛斥日本炮制伪满洲国；先生批评国民政府勇于私斗、祛于公争，置外敌入侵于不顾，以“剿共”为名，实系慈禧“宁赠友邦，勿与家奴”之翻版；他支持冯玉祥抗战。是年一月，国学会在苏州成立。先生曾两次赴无锡国学专门学校讲学，并于1934年秋移居苏州。不久，就发起开办了章氏国学讲习会。次年正式收录学员，且先开了九期星期讲演会；尔后，又移挪国民党中央党部所赠医疗费一万大洋作为讲习会经费，增设校舍。说起这笔经费，倒也可使世人看到先生慧黠的一面。1935年3月16日黄侃得先生电云“鼻衄”发作，隔日黄以先生电示丁惟汾（字鼎丞，早期同盟会员，民国后国民党政要），28日丁告黄受蒋介石命赠先生一万元疗疾，然怕被拒难堪，请季刚同往致送。待季刚与丁惟汾3月29日赴苏州章府面见先生后，始知先生是“无病称病”。先生写《谢中央党部信》时认为“万元”字样浅率，与季刚斟酌用词时，季刚建议用“甫田之数”（按：《诗经•小雅•甫田》中有“岁取十千”语，“十千”即一万也）。办讲习会的同时，还创办了《制言》半月刊。次年冬，北平发生了“一二•九”运动，先生以为“但问今日之主张何如”，而不必论其平素加“共产”头衔以武力制止。次年6月初，先生病笃，草遗嘱云：“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1936年6月14日，先生遽归道山。先生生前屡遭非议，而身后极尽哀荣――国民政府为之发布国葬令。先生的两位及门弟子钱玄同、鲁迅对先生一生作了合乎实际的评价。钱玄同为先生作了两副挽联，其中一副114字的挽联云：“缵苍水（张煌言）、宁人（顾炎武）、太冲（黄宗羲）、姜斋（王夫之）之遗绪而革命，蛮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载，卒能驱逐客帝，光复中华，国土云亡，是诚宜勒石纪绩，铸铜立像；萃庄生（庄周）、荀卿、子长（司马迁）、叔重（许慎）之道术于一身，文史儒玄，殚心研究，凡著书廿种，讲学卅年，期欲拥护民彝，发扬族性，昊天不吊，痛从此微言遽绝，大义无闻。”鲁迅则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的纪念文章中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先生逝世后战事不断，灵柩一直暂厝于苏州邸宅之中，直至1955年，始据先生遗愿，迁葬于杭州南屏山北麓之张苍水（先生之乡先贤张煌言，浙江鄞县人，南明大臣，抗清兵败后居家被害）墓的东南。“十年动乱”的1966年秋天，被掘墓暴尸。1981年，先生墓得以重新修复。
　　

　　综观作为革命家的先生一生，不是毫无瑕疵的，但却是光彩动人的。苍鹰有时飞得比鸡低，但鸡永远飞不了苍鹰那么高。先生的“瑕疵”，其实是由先生的独立特行而产生的，先生被人恶谥为“疯子”，亦由于此。上文说过，先生年轻时即重“夷夏”之辨，直斥光绪为“小丑”也好，反对“联俄”也好，痛斥日本制造伪“满洲国”也好，叮嘱子孙“毋食异族官禄”也好，无一不是坚持民族大义。先生于此生死不渝，老而弥坚。可以说这是先生一生思想、行为的一条主线，一个耀眼夺目的亮点。先生的弟子如钱玄同、季刚先生、挚友王伯沆（名瀣）等人均发扬了先生这一渊源有自的爱国主义精神。因患高血压症不能随校西迁而滞留北平的钱玄同，日本人欲拉之下水，敲开钱府大门送柬帖，钱先生对来人说：这儿没有钱某人，随即关上大门。他带信给南方友朋，掷地有声地说：“钱玄同决不做汉奸！”王伯沆先生逝世于南京，遗嘱灵柩不得出寓所，就地停埋在南京门东之石坝街宅内（中华门附近，近年已辟为纪念馆）――即使亡故也不愿出门碰到“膏药旗”也。他们坚持民族大义的爱国精神，彪炳青史，光耀后代。
　　作为思想家、学者的先生，如上文所说，也是顶尖级的，可同样也不是毫无瑕疵的。这就是先生好古太甚。比如先生以易造赝品而不信“乌龟壳”（甲骨文），对金文也持保留态度，而笃信《说文》。先生以为文字须师师相授、口耳相传才能认识，如中断千百年后则无从明音知义，如断然云失传文字为甲为乙，不啻扣盘烛；欧阳修强求金文家随便定不识之金文为某字，反证了先生的主张有一定的合理性。甲骨文发现史逾百年，骨片约十五万，形体四千余，已考释者1500多字，得到公认的不足1000字。但先生以为绝对不可信则有失偏颇，为世人诟病。先生为其女公子取名的用字上，也可见其好古之一斑。其长女曰“”即“丽尔”之丽，意为明亮；次女曰“”，即连缀之缀，但读ｚｈｕó（拙）；季女曰“”，即后世展布之展。又如先生多次修订、出版，后来易名为《检论》的《书》，其书名中的“”字，别说一般人，就是如今大学中文系的衮衮教授诸公，有几个人能脱口就读出其音、说出其义的？章先生在学术方面的这些形迹，也同样贯穿一条主线，即：一个民族立于世界，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是其历史（包括语言文学、典章制度、人物事迹）。先生认为，“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却未有“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先生的论断，确为古今中外诸多民族的历史所证明。后来日本侵占我东北、台湾之后，强制中国儿童从入小学时起，即学“阿、依、乌、爱、哦”（日语字母发音――此谓日本侵略者意图摧毁中国固有文化与历史，而以其文化侵略配合军事侵占奴化我中华民族），则是先生此论断的反证。台湾光复之后，魏建功先生受命赴台推广“国语”（今谓之普通话），则是为了清除日本殖民奴化的影响、培植恢复中华文化的根基。台湾地区“国语”之纯正，正是魏建功先生及其同仁当年留下的遗泽。同文同种的观念，如今使“台独”不得人心，为国家的最终和平统一，扫清了障碍。也正因为民族文化关乎一个民族的子孙万代的前途，所以先生一生，用于文化上的精力与时间，与他的同代人然而较其年轻的陈独秀一样，并不比用于革命方面少。先生一生著述等身，政治、哲学方面的论文，多次结集，先编为《书》，以后反复修订、增补印行多次，易名为《检论》。语言文字学著作尤多，且传世之后均为经典。比如《文始》、《小学答问》、《新方言》、《国故论衡》（上卷）、《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等等。先生自离开诂经精舍后，除了从事革命运动之外，就是办报、讲学，足迹遍布国内外。江苏各地自不用说，北平、青岛、武汉、长沙、重庆乃至日本东京，均设过讲坛。讲学规模以东京为最大，时间亦最久。其时在日本的留学生逾万，争趋先生住处请业。先生讲学东京时学子云集，黄侃随众趋谒，在其壁上大书四语：“我若仲尼出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语见《后汉书•隐逸传•戴良传》）季刚以为先生难以接近而一度无意复往。后先生见其文奇之，主动约见，季刚始执贽拜入先生门下。其次便是先生在苏州开办的章氏国学讲习会，直至归道山后而未止（与夫子相濡以沫的汤国梨先生将讲习会迁沪续办）。其著作身前问世的即有《章氏丛书》（1915年、1919年、1924年三次出版）、于1933年出版的《章氏丛书续编》，由钱玄同先生用漂亮的章草书写影刻。《丛书》与《续编》，遗珠实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筹谋出版《章太炎全集》，从1982年陆续出书，至1999年，出版了七册，这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章先生文集。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