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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福林
三、憂讒畏譏的孝武帝近臣
元嘉三十年(453)二月,發生了一件令人震驚的也影響到整個劉宋王朝後期政局的大事,這就是元嘉三十年(453)二月文帝太子劉劭率兵殺父自立的事件。參與這起殺父事件的另一主要人物,正是文帝次子始興王劉G9E46!U餑甑娜月,擔任江州刺史的宋文帝第三子武陵王劉駿(即宋孝武帝,這年四月即帝位)遂自尋陽率軍進攻建康,並傳檄天下,討伐劉劭。當時鮑照正在義興,依附義興太守王僧達,與王僧達詩酒唱和。王僧達,琅邪臨沂人,宋初開國功臣太保王弘之少子,門第既高,人才又優,爲琅邪王氏的代表人物。鮑照與王僧達的交往,還得追溯到元嘉年間他在臨川王義慶幕時。其時鮑照爲義慶幕僚,而僧達則爲義慶女婿,故二人有相往還之機緣而以文義相交往。在鮑照現存的與人相唱和的詩作中,以與王僧達相唱和的爲最多。在元嘉二十七年王僧達出任宣城太守時詩人所作的【送別王宣城】詩中說:『廣望周千里,江郊靄微明。舉爵自惆悵,歌管爲誰清。』表現了與友人分別時的難捨難分,和對友人的無限留戀。今歲秋在京都與王僧達相唱和的【和王護軍秋夕】詩中說:『匹命無單年,偶影有雙夕。暫交金石心,須臾雲雨隔。』表現對友人的依戀,都可見出二人交誼的深厚。據【宋書】卷七十五【王僧達傳】記載,當王僧達收到劉駿的檄文後,『僧達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釁逆滔天,古今未有,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禍福,苟在有心,誰不響應,此策上也。如其不能,可躬率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逢世祖於鵲頭,即命爲長史,加征虜將軍。』傳中雖然未曾明載此說王僧達投奔劉駿的『客』是誰,但筆者以爲當即爲鮑照無疑。其理由之一是,這年的五月,鮑照因孝武帝軍平定京都而作【中興歌】十首,此時必定隨同王僧達投奔劉駿。不久後鮑照又被任爲海虞(今江蘇常熟)令,以一平民而直爲江南富庶之地的六品縣令,而這種情況若不是因爲勸說王僧達南奔而立功,是決沒有可能的。其二,鮑照以友人的身份依附王僧達,也正與傳中的『客』身份相符合。其三,鮑照素懷報國立功壯志,又極富正義感,當二凶逆亂,舉國同愾之時,他勸說王僧達南奔劉駿自當屬必然之舉。
由於勸說王僧達起兵響應武陵王劉駿平定劉劭和劉G9E465吶崖遙並追隨王僧達投奔義軍而得到劉駿的信任,因此在元嘉三十年劉駿攻破京都並稱帝後,鮑照即被任命爲海虞縣令。孝武帝孝建三年(456)左右,他又遷任太學博士,並代理中書舍人。中書舍人是君主耳目所寄的親近之臣,品位雖然不高,但由於身份的特殊,權力卻相當大。【宋書•恩傳】說:『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內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途結軌,輻輳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西京許、史,蓋不足雲,晉朝王、庾,或未能比。』如當時與鮑照同爲中書舍人的戴明寶、戴法興、巢尚之等人,據【宋書•恩悻傳】云:『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諸雜事,多委明寶。上性嚴暴,睚眥之間,動至罪戮,尚之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殿省甚賴之。而法興、明寶大通人事,多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可見這種職務地位之重要。這時,鮑照也達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頂峰。
在京都任職的初期,鮑照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鍾嶸【詩品】記載說:『照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沖爾。」』鮑照的答語雖然相當謙虛,但從中可以看出,孝武帝對鮑照兄妹二人的文才頗爲欣賞,同時,鮑照當時不僅有接觸孝武帝的機會,而且關係還較爲密切。他的【藥奩銘】與【賜藥啟】也是這一時期所作,【賜藥啟】說:
遐澤近臨,猥委存r,M同山嶽,蒙靈藥之賜;惠非河間,謬仙使之屈。恩逾脯糗,惠重帷席。
見因其染病之時,孝武帝遣專使賜藥,乃是孝武帝當時對他頗爲賞識的明證。他當時與吏部尚書謝莊所作的【與謝尚書莊三連句】說:『霞暉兮澗朗,月靜兮秋澄。風輕桃欲開,露重蘭未勝。水光溢兮松霧動,山煙疊兮石露凝。掩映晨物采,連綿夕羽興。』與王延秀、荀原之等人所作的【月下登樓連句】說:『佛仿蘿月光,繽紛篁霧陰,樂來亂憂念,酒至歇憂心。』都是語言輕鬆的作品。此外,他還代當時頗受孝武帝重用的大臣柳元景寫過【柳令讓驃騎表】,隨孝武帝游覆舟山而代柳元景作【侍宴覆舟山詩】二首。這些,都顯示出他當時有著較好的處境。
孝武帝劉駿是一個猜忌刻薄、好殺成性的君主。因此,鮑照在孝武帝左右也就變得格外的小心謹慎,他的【尺蠖賦】應該就是這一時期的作品:
智哉尺蠖,觀機而作,伸非向厚,屈非向薄。當靜泉s,遇躁風驚。起軒軀以曠跨,伏累氣而並形。冰炭弗觸,鋒刃靡迕,逢險蹙,值夷舒步,忌好退之見猜,哀必進而爲蠹,每驤首以瞰途,常駐景而翻露。故身不豫托,地無前期,動靜必觀於物,消息各隨乎時,從方而應,何慮何思?是以軍算慕其權,國容擬其變。高賢圖之以隱淪,智士以之而藏見。笑靈蛇之久蟄,羞龍德之方戰,理害道而爲尤,事傷生而感賤,苟見義而守勇,豈專取於弦箭。
可以說就是他當時處世態度的真實寫照。詩從由讚美『本輕死以邀得,雖糜爛其何傷。豈學山南之文豹,避雲霧而深藏』的飛蛾,到如今欣賞見機行事、能屈能伸的尺蠖,二者之間形成了極大的反差。這既是他在險惡環境下的無奈之舉,也是他在長期仕途不順的困境之下隨著年齡增長而產生的人生態度的轉變,其【宋書】本傳說:『世祖以照爲中書舍人。上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對此,前人曾有不同的看法,如張溥【鮑參軍集題辭】就說:『集中文章,實無鄙言累句,不知當時何以相加。』雖然我們現在找不到鮑照詩文有故爲鄙言累句的例子,但從這一篇【尺蠖賦】來看,【宋書】的這則記載還是可信的,只是他的故爲『鄙言累句』的文章如今佚失而已。
但是性格的改變並不是一件說到就能做到的事,表面的委曲求全並不能掩蓋他內心的剛直,這就必然使他很快遭到同僚的詆毀從而逐漸失去了孝武帝的歡心。他的【代陳思王京洛篇】就是當時所作:
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窗。繡桷金蓮花,桂柱玉盤龍。珠簾無隔露,羅幌不勝風。寶帳三千所,爲爾一朝容。揚芬紫煙上,垂彩綠雲中。春吹回白日,霜歌落塞鴻。但懼秋塵起,盛愛逐衰蓬。坐視青苔滿,臥對錦筵空。琴瑟縱橫散,舞衣不復縫。古來共歇薄,君意豈獨濃。唯見雙黃鵠,千里一相從。
郭茂倩在【樂府詩集】中說此詩:『始則盛稱京洛之美,終言君恩歇薄,有怨曠沉淪之嘆。』詩借一女子之口,敘述她備受君王愛幸,寵壓群芳,而又充滿色衰愛弛、不得所終憂懼的矛盾心情,曲折地表現了詩人自身的處境與複雜心情。
大約在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詩人終於離開了他短暫的中書舍人之任,被貶爲秣陵(今江蘇江寧)縣的縣令,秣陵雖然是京都建康的近郊大縣,但其位置的重要已遠遠不是中書舍人所能比擬的。行前,詩人寫下沉痛的【代白頭吟】詩一首: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慚宿昔意,猜恨坐相仍。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毫髮一爲瑕,丘山不可勝。食苗實碩鼠,玷白信蒼蠅。鳧鵠遠成美,薪芻前見陵。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
以古代周幽王得褒姒而黜申後,漢成帝因趙飛燕而疏班婕妤的事實,說明君主喜新厭舊的本性。指出造成如今『猜恨』的原因,如同碩鼠之傷苗,蒼蠅之污白;又如鳧鵠自遠而來,方爲貴美,薪芻之在前者,必爲後來者所覆壓,以自嘲的口吻抒發感慨。表面上是自我安慰之辭,實則寄託了詩人被貶之時深深的無奈與尤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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