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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舟山学报》 （五）考据学。在“汉宋之争”中，熊先生基本上倾向于扬“宋学”而抑“汉学”，然而与晚清方东树辈又大异其趣。熊先生认为，“宋学”亦有自己的考据学，晚明的考据学就是继承了“宋学”的考据学传统。这一考据学传统的精神是追求“实用”。他说，由于对阳明学末流的反动，晚明诸子“复寻朱子之绪而盛宏之，考据学遂大行。亭林、太冲尤为一代学者宗匠。”即使王船山，此种功夫亦深。熊先生这一洞见，深刻地揭示了“宋学”与“汉学”的内在关联性。晚明及清代的考据学，从学脉上看与宋学追求儒家经典原意的考据学有流与源的关系。然清代的考据学之兴起实又有其它多个源头。中国封建社会的“自我批判”的历史与逻辑的要求是清代考据学全面兴盛的总根源。无论如何，“宋学”中的考据学是其众多源头之一。
上述五个方面，可以看作是熊先生对晚明学术精神风貌的总论纲。他将晚明之学看作是宋学的发展阶段之一，认为他们皆继承了程朱、阳明之学之精神，而与近代科学精神相沟通，其实与梁、胡、侯等人对明清学术性质的判定大抵相同，只是对于其学术精神源头的看法不同而已。熊先生说，“宋学至阳明，确为极大进步。及末流空疏。而晚明诸子，又复再变，于是思想自由，更注重实用。民治论出，则数千年帝制将倾，民族义明，而文化优崇之族类方得独立自由。历算地理诸学，是时讲者亦众。科学已萌芽焉。……由今而论中西文化融通，亦于晚明之新宋学，可见其端绪。余每以晚明为汉以后学术史上最光辉的时代。倘亦有识所公认也。”[13]
然而，熊先生对于清代学术在总体上是持批评态度的。他把清代学术看作是宋学的衰落期。认为，由于满州贵族的入侵而使晚明学术精神丧失了。他虽然也有限地肯定了汉学为不可少之工具，“汉学毕竟是学术界万不可少之工作。”[14]又说：“清儒最得力处，在其治学方法。”[15]但从哲学和民族精神双重角度看则乏善可陈。他说：“清儒唱以汉学自标榜，然从许郑入，只以博闻是尚，于西汉经儒整个精神，全无所感。清人托于汉学，实已丧尽汉学血脉也。”因此，他不同意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的评价。“向者任公每颂清儒董理之绩，拟诸欧洲文艺复兴，余意未足相拟。欧人文艺复兴时代，自一段真精神。申言之，即其接受前哲思想，确能以之激发其内在之活力，而有沛然不可御，与欣欣向荣之机。”[16]并说，“清儒为学之动机，无非为名为利，乐受豢养而已。”[17]“清儒之流毒最甚者，莫如排斥高深学术一事。”[18]这些观点，都是因为有过重的民族情感而发为激愤之言，将满汉地主联合政权中的官僚当作了学者，基本上抹杀了清儒，如戴震、章学诚、焦循等人在哲学上的地位。
三、熊十力论王船山
熊先生对王船山其人及其哲学的评价甚高，认为“其学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性以一情欲，论益恢宏，浸与西洋思想接近矣。然其骨子里自是宋学精神，非明者不辨也，其于汉师固一切排斥，不遗余力也。”[19]又说：“晚明，船山、顾亭林，力矫污风。至以讲学聚徒为戒。而船山身窜瑶洞以没世，尤为卓绝。余少无奇节，然服膺船山，常求所以守拙而沦于孤海，深惧夫力之不胜也。”[20]
他对船山哲学在总体上是持肯定与赞赏态度的，如他说：“王船山每以天德，王道，总括六经之理要，修辞较多精。”（卷一，六四页夹注――引者）又说，“迄晚明王船山、顾亭林、黄梨洲、颜习斋诸儒，则持论益恢宏，足以上追孔孟，而下与西洋相结纳矣。至于典章制度、民生利病之搜考，自杜佑辈而后，晚明诸子，所究亦精炼。”[21]而且，在人生志向上立志要向船山学习，“王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吾将持此以授世人，庶几塞吾悲乎。”[22]在历史哲学方面，时常在行文中提及船山的有关论述。如对战国时代推行霸道的秦、吴二国的态度，他就十分认同船山的观点。他说：“王船山春秋世论言，春秋战国之秦与吴，皆凶狡制，以毁灭文物为志者。”[23]即使是在易哲学方面，他亦大为赞赏，说“船山易内外传，宗主横渠，而和会于濂溪、伊川、朱子之间，独不满于邵氏。其学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性以一情欲。论益恢宏，浸与西洋接近矣。”[24]
然而，作为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思想家，熊十力对船山之学也时有批评意见。首先，他多处反对船山哲学中“乾坤并建”的思想。他认为船山之学体系广大，无所不包，正确理解他的学说之奥旨，可以为现代人生指一“正当路向”。但他又说：“船山于本原处，不能无误。其言乾坤并建，盖未达体用不二之旨，遂有此失。”又说“王船山易传，主张乾坤并建，颇近二元论。此非孔子旨也。”[25]他又进一步地探索船山在此处理论失误的原因。说：“船山未见本体，盖由反对阳明与佛老之成见误之也。”“船山主张率性以一情欲，自甚谛。然反对阳明，而不悟心即是性，则工夫似无入处。”[26]这些批评，皆只能算是熊先生一家之言，更准确地说他是从“唯心”“唯理”的角度对“唯气”哲学的批评，并不能算是对船山哲学真正缺失的批评。从他自己的“附说”中可以看出两个不同体系哲学家视角的差异。他说；“乾为生化势能，为理。坤为材质，为物。坤以顺承乾者，如自天化言之，万物莫不资始于乾道变化。物所以成之理，即干也。自人能言之，如吾之心，其开通发动，以主宰乎吾身，及了别与改造乎物。此可见理健而施，坤但顺受。”[27]其次，他认为船山哲学虽讲到了体用问题，然于此未精。他说：“二千年来易之大义，湮没已久。晚明王船山作易外传，欲振其绪。然于体用之义未融，性情之分莫究，天人之故，犹未昭晰，羽翼大易，疑于弗备。”而他称自己的《新唯识论》是继承船山之志[28]。第三，他认为船山历史哲学中有一种过当的理性主义态度，从而提出了批评。他说：“船山本晚明大思想家，吾平生服膺甚至。但此等处，却未脱宋儒桎梏，读史而遇可歌可泣、可哀可愁之境，而绝不发生同情，尚得谓为不失其心性之乎？”[29]由于熊先生本人的哲学感情灌注于阳明心学，故对船山批评阳明的观点亦进行了反批评。他又说：“船山生平痛诋姚江，以为淫于二氏。其实，姚江与本原处确有悟，船山反之，适以自蔽耳。”[30]这些批评，丝毫不影响熊先生对于王船山其人及其哲学的推崇，而只是表明不同体系的哲学家在用自己的心灵与前贤真诚的对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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