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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北京日报 孙犁对“太史公曰”极为推崇，认为司马迁创造了一种形式，即客观圆满地记述了人物事迹以后，写上“太史公曰”，再正面发表对人物事迹的议论。他评论说，这段文字，对于正文，既像是补充，又像是引申，言近而旨远，充满弦外之音，真正是达到了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真是高妙极了。孙犁在许多篇文章中说过诸如此类的话，可见他对“太史公曰”的看重和喜爱，也可知他写“芸斋主人曰”、“耕堂曰”，是以“太史公曰”为范本的。
史书的论赞体，对中国古代的文章、著述影响极大。许多仿史传体的文章及某些议论体裁的著述，仿照着史传的论赞发表议论。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用“赞曰”来评论五柳先生――实为自评；韩愈的《毛颖传》以记传形式写毛笔的历史，文末有“太史公曰”，实则是韩愈本人发表的议论；清代文章家李慈铭曾作《猫娘传》，文末有标作“论曰”的议论；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文学理论著作，每篇之末也有标作“赞曰”的议论。
中国古代的小说深受史书的影响，也继承了史书论赞的传统，常常以论赞的形式对所描写的人物、故事加以评议。唐人小说的末尾常有一段议论性的文字，如《谢小娥传》的“君子曰”。明代话本、拟话本里也有“论赞曰”、“诗云”一类韵文体的议论。如《警世通言》有“诗赞云”，《拍案惊奇》有“诗赞曰”。清代文言小说中的论赞就更多，如《聊斋志异》有“异史氏曰”，吴炽昌的《客窗闲话》有“芗{曰”，李庆辰的《醉茶志怪》有“醉茶子曰”，宣鼎的《夜雨秋灯录》有“懊侬氏曰”，许奉恩的《里乘》有“里乘子曰”，沈起凤的《谐铎》有“铎曰”，等等。
古代小说中的论赞，以《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曰”最有代表性，以《画皮》为例：
异史氏曰：愚哉世人！明明妖也，而以为美。迷哉愚人！明明忠也，而以为妄。然爱人之色而渔之，妻亦将食人之唾而甘之矣。天道好还，但愚而迷者不悟耳。可哀也夫！
孙犁对“异史氏曰”非常推崇，认为是得了“太史公曰”的真传。的确，“太史公曰”而后，论赞众多，大多是继承和模仿“太史公曰”的，但又大多学得不很像，缺少“太史公曰”的神韵，而《聊斋》的“异史氏曰”却学得极地道，可谓传了司马氏的衣钵。孙犁曾赞赏说，“异史氏曰”通过议论和发感慨，将所述故事中的许多微言大义之处明确地表达了出来，但并不生硬直白，而是韵味无穷。
《聊斋》而后，得了“太史公曰”的真传，而又浸透着“异史氏曰”神髓的，应该说就是孙犁的论赞了。一篇篇“芸斋主人曰”、“耕堂曰”，包蕴着深邃的思想，卓越的见解，语言隽永，褒贬精当，极富沧桑之感，极耐咀嚼。我读孙犁的小说和读书随笔，最看重的就是故事和叙述文字之后的这段论赞。
论赞，不论是史书中正牌的论赞，还是它的衍生物――其他作品中仿史书论赞体所作的论赞，都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一是个性强。论赞发表的基本都是个人的见解，表达的是个人的印象，是一家之言。二是言简意赅，画龙点睛，以少量的文字浓缩丰富的内容。三是感情色彩浓厚。论赞常作感慨之语，常发爱憎之言，其爱憎好恶之情流溢于字里行间。四是富有杂文气质。褒贬臧否是论赞的长技，干预现实常为其文心所在，借题发挥、借古喻今是其常用的笔法。
以报人的眼光观之，论赞很像是报刊上的“编者按”、“编后记”和某些评论文字。如此说来，“君子曰”、“太史公曰”便是“编者按”等报刊文字的祖先。揣摩乃至模仿一下“太史公曰”、“芸斋主人曰”，或许对报人写好“编者按”一类文字有好处。
我是很喜欢读论赞的，觉得论赞不仅能帮助我加深认识它所评论的对象，更能帮助我了解论赞作者本人。通过“太史公曰”、“异史氏曰”和“芸斋主人曰”等论赞，我看到了作为思想者、评论家的司马迁、蒲松龄和孙犁，看到了许许多多史学家、文学家的史心、文心。我觉得，古来的论赞之文很值得加以整理、研究，自己也曾试着搜集、整理过一些论赞，但深感简陋单薄。我希望有专门的研究家出现，希望他们搞出有水平的研究作品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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