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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 晚明史和《甲申三百年祭》中的所谓“教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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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天道化 發表於 2009-9-11 11:11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来源: 光明网
前一阵读刘志琴先生的《晚明史论》,感慨良多;注意到国人的关注似乎在从晚清史转向晚明史,更是令人感慨良多。晚清和晚明,同是末世,却也风貌各异。一部晚清史,让人看到了回天无力然而却始终不断的挣扎――从乱世能臣的中兴努力,到年轻君主的急切改革,从富国强兵的功亏一篑,到时至末季时的自救“新政”……其
间不乏统治者和不同阶层、集团的不断尝试、努力、乃至垂死一搏。虽然终于是时运已去,但也好歹曾经“屡败屡战”。而晚明史可就不同了。应当令人惊讶的是,晚明史中我们看到了统治机构几乎自行解体的荒唐局面。虽然到最后关头出了一个崇祯皇帝企图力挽败局,他的作为也确实并不全然像一个亡国之君,然而他却还是成了那个“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的贾探春,他那来得太晚的改革,只是加速了亡国的进程。我曾经在评论一个与晚明史毫不相干的外国政治家时说过,“太早提出的改革思想会断送思想者,太晚实行的改革措施会断送实行改革的社会”,看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明朝的政局,恐怕在张居正改革失败之后,就已经无可挽回地走上了灭亡的不归路了。久病之人,一剂猛药下去,若是不能起死回生,则必定加速其死亡。专制体制恐怕尤其如此。改革是要消除弊政的,但是一旦人们发现“改革”总是被“弊政”所消除,就像“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改革来复去,弊政却留着,只有弊政是不朽的,一旦人们看到了这一点,谁还去费力推动“改革”这块西西弗斯的巨石啊?于是,整个国度里曾经被改革一时振奋起来的心志,就会突然崩解堕地,被极度的厌倦、漠然和麻木所取代;上上下下,得过且过,玩世不恭、纵情逸乐、犬儒主义,都成了基本的时代特征。就像刘志琴先生的书中所提到的那些现象:在上,“晚明数代皇帝不理朝政。世宗中年以后就不见朝臣;穆宗即位三年也不向大臣发
一句话;神宗从万历十七年后三十年只因梃击案召见群臣一次,连旬累月的奏疏,任其堆积如山,不审不批,把一切政事置之脑后,深居内宫,寻欢作乐。”在下,“地方官员更是擅离职守,有的衙门长达十多年无人负责。缺官情况愈来愈加严重。”据《明通鉴》统计:“万历二十八年中央两京缺少的官员,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地方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时隔五六年,九卿强半虚悬,甚至阖署无一人,监司郡守亦旷年无官,到万历四十年中央六部尚书只剩下一个刑部尚书赵涣,吏部、兵部、礼部、户部、工部都没有专人负责。”整个国家机器,似乎只是靠着某种惯性在有气无力地滚动、苟延。ナ赘ㄒ断蚋吣慷檬闭之败坏,愤而辞职,他悲叹:“今章奏不发,大僚不补,起废不行,臣微诚不能上达,留何益!”又说,“臣进退不置不问,而百僚必不可尽空,台谏必不可废,诸方巡按必不可不代。中外离心,辇毂肘腑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他对这种局面充满了忧虑:“恐宗社之忧不在敌国外患,而在庙堂之上也。”不知这位因无力抗衡阉党而辞相回籍的尚书阁老,在写下“白石清泉故自佳,九衢车马乱纷拿。欲知此后春相忆,只有丰台芍药花”的美好诗句时,究竟是深情和忆念,还是感慨和无奈?
这么一种局面,竟然能够继续“死而不僵”地苟延残喘百余年,这在现在看来似乎有点费解。细想起来,理由可能也很简单,那就是,一、恰恰是王朝行政能力的削弱乃至瓦解使得“民”(包括农民和市民)有了喘息的间隙和可能,其间虽然间或有天灾人祸,有税吏之横暴、有局部之民变,但是在其时的资讯条件下,只要信息不传播,则民变也就不蔓延,局部造反不会引发全局性的骚乱,于是,民众就在相当低的水平线、相当恶劣的生存状态中勉强“活着”――只要没有流民起义像“大串联”似的把动荡的信息传播到各地,局势也就在崩溃瓦解的临界点附近苟延。二、更为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农业社会本身的周期、节奏极为缓慢,于是,除非在短期内出现过于暴烈的天灾和人祸,例如连续的严重灾荒,再加上过于残酷的人为盘剥,就不至于酿成大祸。一般情况下,大动乱多是在连续几年的灾荒之后,再加上政府依然横征暴敛才引发的。所以,应该说,正是农业社会本身的特点,是它那极为缓慢和迟滞的周期和节奏,挽救、或者说维系着濒于解体的晚明王朝。

但是苟延残喘毕竟是苟延残喘,一个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也终于不可能永远垂而不死。而在提到明朝的灭亡时谁都不可能不提到的,是李自成,是甲申年。这一方面固然因为它是历史,但是另一方面,我想更重要的还是因为这一段过去的历史碰巧不幸与现代的历史深深纠缠在一起。而这一纠缠的中介环节则是郭沫若的那本《甲申三百年祭》。而且晚明史,就曾经基本上被归结为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所提供的“教训”,这就更是值得玩味的一件事。
平心而论,郭沫若这本曾经影响很大的书并不是认真的史著,却应当算是影射史学的杰作。他要骂的是国民党。这从作者不无得意的附识中可以看出:“此文以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刊出,连载四日。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专门写一社论,对我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尴尬相是很可悯笑的。”而这位四川才子行文流畅、一气呵成的大著的收篇之处更是驰骋诗人的想像力,对那一段晚明历史作了这样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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