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史专家：白寿彝

  来源: 凤凰网历史综合

白寿彝(1909～2000) ，男，中国著名史学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专家。回族。河南开封人。1909年4月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早年就读于开封市后安德烈学校、上海文治大学、河南中明大学，192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攻读中国哲学史。后来担任了禹贡学会和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编辑。1937年，他参加了顾颉刚组织的考察团，到绥远、宁夏、甘肃等省区进行了民族、宗教、农田水利等方面的考察。抗战期间，他曾先后在桂林成达师范任教，在重庆中央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云南大学担任教授，主编和编辑过《盖世报》副刊、《边疆》半月刊、《星星》半月刊、《文讯》月刊等。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应聘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长期担任历史系主任。曾历任中国民盟北京市盟委常委、中国回民文化协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历史分会会长、中国民俗学会会长、中国少数民族五套丛书编委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编委会顾问、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所长、古籍研究所所长等社会职务。自寿彝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十大代表、十三大列席代表。从1956年起，他连续当选为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五届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法制委员会委员，六届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
白寿彝对中国史学研究、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以及有关学科领域的研究作出了具有开拓性质的重大贡献。1937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也是仅有的一部《中国交通史》（中国文化史丛书第1辑，上海商务印书馆），后被日本文学家牛岛俊作翻译为日文在日本国出版。1987年河南人民出版社予以再版。3D年代至40年代，先后在《禹贡》、《西南边疆》等刊物上发表了一批研究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的重要论文、著作，如《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华文记载》、《宋时大食商人在中国的活动》、《元代回教人与回教》、《赛赤丁瞻思丁考》、《柳州伊斯兰与马雄》、《中国回教小史》等，这批著述1983年结集为《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建国初期，参加了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总编辑工作，并亲自编了《丛刊》等4种《回民起义》（全四册，1952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是回族史学研究工作者必不可少的一部大型工具书。1952年他与郭沫若等一起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筹建工作，担任研究员。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夕，他主持编写了《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全面介绍回族历史和情况的著作。1978年他又指导修改了《回族历史》，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之际出版。近年来，他除主编了《回族人物志》（元、明两册已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编写外，还出版了《中国通史纲要》、《中国史学》两部重要著作。白寿彝曾出访过阿尔及利亚、埃及、科威特、日本、苏联、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巴基斯坦等国家，扩大了我国对外特别与伊斯兰国家的文化交流。他治学严谨，精心育人，为我国史学界和教育界培养了大批人才。白寿彝作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伊斯兰史和回族史学家、教育家，还为回族民间文学的记录与保存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9年5月，他收集的《开封歌谣集》由广州惠爱文化印刷公司出版，对其中的一些作品，明确注明是回族族属。1930年初，赴云南调查，写了《滇南丛话》，记载了一批重要回族民间传说故事和民俗资料。1936年他编辑的《禹贡》半月刊“回教与回族专号”上，发表了有关同治年间陕甘宁回民起义的传闻、传说《陕甘动余录》，一直是研究西北回族起义的重要史料。白寿彝对回族民间文学资料的记载和使用有着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其一，注重于历史价值。他在1952年编《回民起义》时将《陕甘劫余录》收入其中，并加按语说:“这篇记录的内容，都是得之的传闻，难免没有口述者记忆错和笔录者听错写错的地方。但这总是回民自己的材料。这对回民起义史料说，是难得的。”这是对自己记录、使用回族民间文学资料目的和意义的概括。在《回族简史》中多处引用民间歌谣、谚语作为佐证。其二，富于民族感情。白寿彝搜集记录回族民间文学资料，总是洋溢着对本民族文化遗产的一种深沉的感情。如在《滇南丛话》中说明蔡老师祖故事的出处时说:“予得之沙竹轩阿衡。阿衡，昆明南城寺之教长，最娴于滇中我教之故实者也。”对个别传说中有美化左宗棠的地方，则指出:“口述者对以左宗棠为首的刽子手们并没有正确地认识”，表示了一种惋惜的心情。其三。记录忠实于原作。白寿彝在3O年代记录的回族民间文学资料，大都有出处，包括讲录人、笔录人、流传地区以及讲述人的身份等。有的虽用半文言记录，仍然保持了一定口语习惯。至于如编辑《陕甘劫余录》，许多语言完全保持了西北人口述故事传说的面貌，增强了传说的真实性和感染力。白寿彝对本民族民间文学的高度重视并始终放在较高的地位加以肯定、运用，这种现象在回族文化史上是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