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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新京报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
陈垣早年为纯客观的历史考证，至抗战前后，受时事刺激，转而重致用、崇气节，从事“有意义之史学”；钱穆一生的学问取径，亦以抗战为分界，由考证而转义理，由专精而转宏观，由整理国故而转表彰传统，由实证主义而转文化保守主义。
钱氏早期颇受考据派赏识，尤其得到顾颉刚的提携，而学风亦受其沾染。《刘向歆父子年谱》在结论上否定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亦间接反对顾颉刚的立场，但在方法上固未脱离考证樊篱；专著如《先秦诸子系年》考订诸子年代及事迹，单篇论文如《关于老子成书时代之一种考察》辨《老子》出于《庄子》之后，《周官著作时代考》辨《周礼》作于战国，《周初地理考》辨周人起于山西，《古三苗疆域考》辨三苗故地在河南、山西间，多承疑古作风而一反旧说。钱氏以后亦承认：“……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
钱氏以考证功夫打入主流学界，至三十年代，一方面个人已站稳脚跟，不必再追随潮流；一方面国家外患日深，思有以振作人心，乃藉中国通史的讲授以表白其保守史观，此即《国史大纲》之所由起。近代以来，中国通史之作甚多，而无一完善者，《大纲》已可谓鹤立鸡群。《大纲》的宗旨，大致为一种中国特殊论，反对以西方理论阐释中国历史，处处表彰“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而文化自恋的气味未免过于浓重；同时，钱氏在此书《引论》中对考据派作公开批评，亦表示反出曹营，自立门户。
自此以至暮年，钱氏精力不衰，著述宏富，多至不可胜计。要者如《庄子纂笺》、《中国历史研究法》、《朱子新学案》、《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皆足以自立；《国史新论》泛论中国古代政治、社会及知识分子，《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自上古至明清顺流而下，分别为单篇论述的总汇。钱氏后半生，大抵以传道解惑之心著文讲学，故普及之功大，专业之功浅，若仅论精密深入，则不逮早年远甚。其综论中国历史及学术，以学力所在，尚不乏见道会心语；惟现代知识肤浅，而又好作中西文化比较，则往往信口开河，不脱五四时代梁漱溟、李大钊的口吻。
钱氏在政治上亦趋向保守，他有一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即认为中国传统政治非但不是君主专制，实为“一种自适国情之民主政治”。则吾国古已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今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后辉映，何其漪欤盛哉。
按：现代新儒家一系的张君劢、徐复观，与钱氏同样持中国文化本位论，但于钱氏此论，皆深恶痛绝。张氏有《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钱著〈中国传统政治〉商榷》，以三十万言篇幅，对钱氏二万言的《中国传统政治》逐条批驳；徐氏有《良知的迷惘――钱穆先生的史学》，亦批判钱氏“所发掘的是二千年的专制并不是专制，因而我们应当安住于历史传统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么民主”。
1949年，钱氏南下香港，创办亚洲文商学院(后改名新亚书院)；至1967年迁台定居，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客，并住进以官地官款建造的素书楼。而钱氏受宠若惊，亦报之以《总统蒋公八秩华诞祝寿文》，竟歌颂蒋氏为“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从为古代君主制作辩护士，到为当代独裁者作帮闲，亦可谓顺理成章欤？故李敖指责他肉麻无耻，“成为蒋介石养育卵翼的御用学者，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并表示“我为钱穆惜，他有做成真正‘一代儒宗’的机会，可是他却做成个假的。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语虽苛刻，却中要害；而余杰《我来剥钱穆的“皮”》一文，则不免拾李敖余唾，出语轻薄，对学问亦缺乏素养及同情，可谓过犹不及矣。
钱氏与占据学界主流的考据派凶终隙末，尤其受到傅斯年一系的排斥，故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钱氏名落孙山。至1966年始获提名，钱氏耻而不受，并愤愤表示：“民国三十七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余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两年后，钱氏始同意列名院士。
诗曰：院士荣名授已迟，香江讲学亦宗师。只缘老蒋虚前席，惹得狂生剥尔皮。
作者：胡文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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